“以前被称作黑金，如今却被妖魔化，真是成也煤炭，败也煤炭”。一位煤炭从业者的这句感慨，道出了行业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
我国曾经依赖煤炭能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然而却牺牲了环境。数据显示，我国煤炭消费比重接近70%，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左右的平均值。这个数字直接造成了如今令人头痛的雾霾问题。可喜的是治霾的政策导向正日渐清晰。日前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列为100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之一，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将“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2016年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未来五年中，治理大气污染要取得明显进展，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过80%，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成为关键词。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日前指出，控制空气污染，“十三五”将大力推进清洁煤炭的使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将“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2016年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多名两会代表委员也表示，“十三五”治霾的关键，在于将重点放在一次消耗能源最多的煤炭上，提高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
本次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表示，当前情况下，散烧煤和不清洁的煤是造成中国城市雾霾或者东部雾霾的主要原因。秦大河认为，“防治雾霾，煤的清洁利用是关键”。这一点得到了环保部长陈吉宁的呼应，他在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时也表示，“过去人们一说到煤炭就感觉很脏，现在要为煤炭正名，煤炭清洁利用其实可以比天然气更环保”。
正确看待煤炭行业 清洁利用是历史必然
煤炭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人均用电量从1980年的不足300千瓦时增加到2014年的4038千瓦时，煤电提供了我国75%的电力;煤炭还提供了我国钢铁行业能源的86%、建材行业能源的79%以及约50%的化工产品原料。
但是，在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煤炭越来越被社会看做是污染的“重刑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缪协兴认为，这不是煤炭本身的问题，而是煤炭的利用环节不够清洁。未来我国使用哪种能源决定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但烧煤仍是目前国情下最现实的选择。
长久以来，工业燃煤是导致国内众多区域雾霾天气的最大“元凶”。这一点也成为全社会共识。但对于如何有效控制工业燃煤污染的认知，一直以来却存在偏差。业内专家指出，尽管导致雾霾的最大“元凶”是工业燃煤，但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消费形式短期内无法撼动，因此包括煤炭生产、主要耗煤行业在内的众多企业近年来均开始研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王计指出，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长期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保持了较高比重，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煤炭作为我国的重要能源资源，是实现能源自给的重要保障，在应对潜在的境外能源资源控制、掌握能源自主权、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十三五”期间，采用煤电新技术建设我国现代能源体系，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加大能源结构调整，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但从我国能源资源赋存特点来看，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煤炭仍是我国主体能源。由于目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又是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对燃煤治理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推动清洁煤的发展利用很有必要”。中宇资讯煤炭行业分析师关大利告诉记者。
全国政协委员、开滦集团董事长张文学表示，在提高优质能源比重、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应紧密结合我国能源资源赋存特点，重新审视和明确煤炭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加快发展煤炭清洁生产和洁净煤技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煤炭清洁化可将企业分散用煤转化为集中高效清洁制气，将难于监管的分散污染源(粉尘、焦油、硫、酚氰)的末端治理转化为可在线监测的前端环保处理，为企业带来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其实煤炭本身无罪，在淘汰高污染锅炉时，促进其集中高效利用，在大气污染整治过程中尤为重要，甚至会像天然气一样清洁，而且不用担心天然气气荒的问题”。卓创资讯煤炭分析师刘杰告诉记者。
有分析指出，在我国煤炭市场陷入低迷，煤炭企业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去产能、煤企脱困、职工安置等成为了行业内的热词，当然，这是煤企即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才是行业发展的根本。
“大棒”+“胡萝卜” 政策配套亟待落实
此前，国务院决定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大幅降低发电煤耗和污染排放，改善大气质量。同时，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和能源局发布政策确立超低排放的电价支持政策。
然而，在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企业现实的路径选择更为复杂。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燃煤发电机组实施超低排放必须对原有的设备进行改造升级，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问题是燃煤发电厂技术改造的瓶颈，也是许多企业面临的困难。
刘杰指出，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技改方面面临资金和技术的瓶颈，在多数行业运行不景气情况下，企业转型发展动力已明显不足。若国家能加大对采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项目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企业才能够更有信心，及时行之有效地落实改造。
据了解，清洁煤技术在推广上目前也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成本高昂，技术上还不成熟，捕捉到的二氧化碳如何安全储存也令人担忧。这使得许多煤炭依赖国望而却步。世界煤炭协会也承认，清洁煤炭电厂比传统电厂单元成本高出近40%。这令许多国际投资者放弃对新清洁煤炭项目的融资，转向近年来价格辗转下降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各国政府目前也没有很重视这项技术，巴黎气候大会之前，170多个国家提供的减排计划中，仅有8个国家提到了以碳捕捉技术作为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大唐集团董事长陈进认为，虽然国家对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很重视，但是，随着电力行业需求也出现下滑，发电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实施超低排放及节能升级改造，后期运营成本也会大幅增加。
“在推进清洁煤利用过程所遇到的困难，一是技术，二是电厂成本问题。清洁煤价格肯定要高一些，在现在电厂负荷不足，电价又下调的背景下，电厂出于对盈利考虑，肯定是意愿有限”。关大利表示，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后的一个解决办法。但是目前受制于电厂成本等问题，暂时进展相对较慢。后期还是需要出台相应配套政策，促进清洁煤资源的发展利用水平。
陈进认为，虽然国家对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很重视，但是，随着电力行业需求也出现下滑，发电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实施超低排放及节能升级改造，后期运营成本也会大幅增加。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对于炭清洁高效利用，以及污染治理通行的原则是约束和激励机制并举，也就是建立“大棒”+“胡萝卜”相结合的政策体系。
一方面，“大棒”意味着淘汰不清洁用煤的产能;另一方面，未来需要在制定这一领域不清洁用煤设备工艺的淘汰标准及相应的淘汰产品目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淘汰落后不达标产能的时间表。“胡萝卜”则意味着要对主动改造不清洁用煤工艺的污染企业给予一定的财税扶持，同时针对研发推广清洁燃煤技术的环保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补贴方式可按照单位产品清洁用煤量来核算。
陈进指出，国家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煤电企业节能环保改造政策支持力度，除价格政策外，可通过财政、信贷政策同步予以支持。
“还是希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清洁煤的生产成本，更具价格优势。电厂根据清洁煤的采购数量，可以在发电量上给予一定奖励。目前火电也有点过剩，市场也面临不小的竞争，这时候控制成本很重要。如果国家直接补贴的话，可以增加电厂采购意愿，但是光靠补贴，不是长久的办法”。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市场分析人士向记者提出了这样的担忧。
除了补贴政策真正落实以外，进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就意味着煤炭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煤炭人才，人才的培养也变得很重要。据了解，我国各大高校采矿专业的发展与煤炭行业的景气指数走势是一样的，近几年的报考人数呈现下滑态势，很多采矿专业的毕业生到煤矿就业的意愿指数也有所下滑。
对此，缪协兴认为，从煤炭人才的培养角度来看，煤矿人才肯定会减少，但是之前国家对煤矿单招、对口培养这些政策还不能取消。各个高校和教育部都需要作出一些政策，来吸引考生报考煤矿相关专业，为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一批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