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华和国电的合并，又一次将煤电一体化的问题提了出来。提出煤电一体化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将煤电矛盾的问题提了出来。
我们注意到，每当煤价上涨时，煤电矛盾的问题就会被人们提出来。此次神华和国电的合并又是在煤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完成的，人们由此自然就会想到煤电一体化和解决煤电矛盾的关系问题。实际上煤电一体化和煤电矛盾是两个问题，它们之间既有相关联的一面，又有完全不相关联的一面，也就是说没有煤电一体化，不见得就必然出现煤电矛盾，而实现了煤电一体化也不见得煤电矛盾就消失了。
先讲“煤电矛盾”问题。
“煤电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用煤来发电，将煤炭这种一次能源转化为电这种二次能源，这样一个能源的形态转换，将煤和电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是一个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适，互补的关系，其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从燃煤发电诞生以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没有出现过“煤电矛盾”问题；在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比如前苏联和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也同样没有出现过“煤电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在经济运行机制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里都没有出现“煤电矛盾”问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先应该搞清楚“煤电矛盾”究竟是个什么问题。
所谓“煤电矛盾”实际上就是煤价过高影响了发电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造成了发电企业的亏损，所以发电企业千方百计压低煤价，而煤炭企业则千方百计抬高煤价，由此产生矛盾。
这种情况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不会发生，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如果煤价涨起来了，发电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电价来消化发电成本的增加，也既是把煤炭涨价的影响传导入整个经济系统里面去了。至于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那是另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之所以在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的国家里也不会发生，是因为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各种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全部是被国家计划严格控制的，煤炭价格根本不存在随意上涨的可能。煤炭价格不可能随意上涨，“煤电矛盾”自然不会发生。
但是“煤电矛盾”这种经济现象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出现了，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这是一种在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特殊的经济现象。究其产生的原因是国家开放了煤炭价格的管制，但没有开放对电价的管制，也既是人们常说的“市场煤，计划电。”
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
一、因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才刚刚进行了十几年，国家还未能积累起显够的财力，不可能同时在煤炭和电力两个方向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对电力提出了极强的需求，缺电已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国家为解决电力短缺问题，只能是放开煤炭市场，引入民间资本，而将国家资本投入电力行业。
二、煤炭开采即可以采用高技术，高投入的大规模机械化综合开采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采用原始的，小规模的人工挖掘或炸药进行爆破的方式进行；井下的支护既可以采用高成本的液压支柱，也可以采用什么投入都不要的煤柱来进行支护；煤炭运输既可以采用铁路进矿的高投入方式，也可以采用低投入的汽车运输方式。
但电力行业的技术构成使其成为一个必须进行高投入才能形成发电能力的行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民间资本规模尚小，根本无力承担对发电企业的投资，因此电力行业的发展只能依赖国家的投入。
在发展电力企业的同时，必须有煤炭企业的同步发展，在国家无力加大对煤炭行业的投入的情况下，国家只有放开煤炭市场，引进民间资本才能解决国民经济对煤炭的需求这一燃眉之急。而事实上，在国家放开煤炭市场时候，虽然出现了许多不规范，不正常的现象，但是遍地开花的小煤矿，小煤窑几乎瞬时之间就解决了中国却煤的问题，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电力企业的发展速度，在1999年还造成了中国煤炭工业的第一次产能过剩，第一次煤价的大幅回落。
由于中国煤炭工业采用了这种超常规，低投入，小规模建矿的发展方式，因此使中国的煤炭开采和运输未能达到现代化煤炭开采和运输应有的技术构成，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煤炭工业体系。这个问题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煤炭市场。
另外这种超常规的发展，给中国的煤炭行业还带来了一个负面效应，就是中国煤炭行业的过度市场化，中国煤炭行业在高峰时有28000多家煤矿，从2008年开始整顿，大规模关闭，整合小煤矿后，至今仍有6000多家煤矿，以及数不清的中间商流通环节叠床架屋、层层加码物流成本奇高。
三、国家对电价的控制，形成了一道防火墙，不论煤价如何上涨，它的冲击波都被这道防火墙给拦住了，从而保证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纵观西方国家的经济史，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往往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在其高速发展的时期完全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至所以中国这些年未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对电价的控制功不可没。
四、国家在管制电价的同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障电煤的供应和维持电煤价格的平稳，这些措施有：
1、从1988年开始的每年一次的煤炭订货会就是国家通过分配铁路运力和供需双方的直接衔接来保证电煤的供应和稳定煤价。铁路运力基本都是分配给电力企业的，煤炭生产企业只有拿到电厂的合同才可以到铁路部门去落实运输计划。
2、将煤炭的价格分为电煤价和市场价，并通过行政手段确定按两种价格供应煤炭的比例，电煤价的比例要高于市场价煤的比例。同时只有电煤才保证铁路运输计划。
3、实行煤电联动，既煤价上涨到一定水平，国家就相应上调电力企业的上网电价。一般来说，上网电价上调0.01元/Kwh，电力企业就可以消化25元/T的煤价上涨。尽管煤电联动实行的并不充分，也不及时，但毕竟实施了几次，对缓解电力企业的压力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随着煤价的上涨，国家也逐步上调了电力企业的基准上网电价。
1990年全国平均售电价118元/Mwh，
1995年全国平均售电价224元/Mwh，
2006年全国平均售电价330.53元/Mwh，
2010年全国平均售电价384.56元/Mwh，
2015年全国平均售电价388.25元/Mwh。
国家的有关管理部门这些年为协调“煤电矛盾”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但是给人们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似乎他们越协调麻烦越多，煤电之间的矛盾越大。
一.在放开煤炭市场之后，在煤电矛盾之中，煤和电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1990年中国煤炭年产量为10.7亿吨，
1915年中国煤炭年产量为13.6亿吨，
2000年中国煤炭年产量为13.6亿吨，
2005年中国煤炭年产量为22.7亿吨，
2010年中国煤炭年产量为32.9亿吨，
2012年中国煤炭年产量为38亿吨。
火电发电装机量：
2000年火电发电装机量为2.37亿Kw，
2005年火电发电装机量为3.9亿Kw，
2009年火电发电装机量为6.5亿Kw，
2013年火电发电装机量为8.7亿Kw，
2017年火电发电装机量为9.7亿Kw。
以上讲的是“煤电矛盾”的问题，但这些讲述又让人感到“煤电矛盾”是一个似有又无的问题。下面讲讲“煤电一体化”问题。
从2006年开始，“煤电一体化”的问题引起了人们长期的争论，还有学者专门著书讨论这个问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但是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煤电一体化”？在论者的心目中“煤电一体化”似乎是一个不用讨论的，十分清晰的概念，就是讲煤企和电企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企业，统一财务报表，将煤企和电企的利润与亏损综合平衡。但这不是真正的煤电一体化。什么是真正的煤电一体化？是煤的生产成为了电的生产的一个生产环节，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煤电一体化。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华能的伊敏电厂，伊敏露天矿为伊敏电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矿里产出的煤通过一条五公里的皮带直接送入锅炉燃烧，厂矿一体化管理，财务上一张报表，人员薪资上一个系列。
这样的一体化在中国并不多见，就是拥有近八千万发电装机容量的神华集团也没有做到这种程度，国电和神华合并后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煤炭资源和用煤中心在地理上的空间距离相隔遥远，二是许多具备象伊敏电厂这样条件的地区和企业，从提高效率的管理角度出发也往往将矿和厂分开两张皮核算，比较典型的是鄂尔多斯，现在各大煤炭企业都有了自己的火力发电厂和煤化工企业，还没有听说哪家企业采用了伊敏电厂这样的煤电一体化的生产管理方式。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分工是人类经济进步的基础，斯密用制针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制针还是在同一个产品的工艺体系中，分工就可以提高上百倍的效率，那么煤炭和发电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完全不同的工艺体系，就更应该采用分工而不是一体化的生产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的类似伊敏电厂那种条件的煤矿和电厂，但他们依然矿是矿，厂是厂，没有采用煤电一体化的原因。当然不是说美国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本人更倾向伊敏模式，在具备条件的地方，都应像伊敏电厂一样实行煤电一体化。这样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这也符合经济学界反复论证了的经济理论的。
由此可见，“煤电一体化”不是简单地说是与否的问题，关键看条件，看效果。
到此，我们分别将“煤电矛盾”和“煤电一体化”进行了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回答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了。
“煤电一体化”可以解决“煤电矛盾”吗？
我们的回答是既可以又不可以，“可以”的是一小部分，就是象具有伊敏电厂的地方，这在中国只是一小部分。但对大部分不具备这样条件的地区完全无法用“煤电一体化”的办法来解决“煤电矛盾”。“煤电矛盾”将长期存在。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常说结构决定功能，本文前面在讲中国煤炭行业的超常规发展遗留的问题时曾说中国的煤炭开采和运输未能达到现代化煤炭开采和运输应有的技术构成，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煤炭工业体系，这主要指的是煤炭的运输物流体系，因为经过最近十年左右的改造，中国的煤炭开采对多数矿来说都已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但是煤炭的运输体系却非常落后，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先进的铁路运输通道，象大秦线、朔黄线、瓦日线、蒙冀线，还有三年后即将通车的蒙华铁路都是世界一流的电气化重载铁路，问题在最初一公里的问题，也就是铁路进矿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煤炭产能由1990年的十亿吨发展到高峰期的近四十亿吨/每年，2016年以来仅去产能就减少了五亿多吨，达到1990年全年产量的50%，但是在这种高速发展中，除了神华等大型国有矿修建了进矿铁路以外，绝大部分的煤矿不论产量多大，就是达到了千万吨年产量的大矿也没有进矿铁路，鄂尔多斯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有六亿多吨的产能是没有铁路进矿的，就连在国内外大名鼎鼎的兖州煤业在鄂尔多斯修建的三千万吨级的煤矿都没有进矿铁路。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铁路进矿问题，可以说“煤电矛盾”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铁路不进矿带来了三个后果：一、铁路部门不能根据煤矿的产能来配置运能和安排运输计划。二、产需不能直接见面，因为见面也无用，即使签了合同也不一定运的出来。三、造成了大量的中间商以山西大同，朔州地区为例北同蒲线，大秦线沿线分布了几十个煤炭集装站，几乎全部是中间商的，很少有煤矿的。这三个后果就形成了一个问题流；中间商隔断了产需双方的信息流和资金流，使煤矿不能按市场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这样一来铁路部门也失去了合理安排运力的依据，最终的结果就是铁路的运力短缺成了常态。煤炭是一种大宗低值散货，它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它的最佳运输方式就是铁路火运，所以铁路运力的短缺必然造成煤炭市场供应的短缺。
我们前面说人们总觉得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在协调“煤电矛盾”时，似乎越协调麻烦越多，矛盾越多，为什么？不是因为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的协调没有作用，而是没有抓住牛鼻子，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没有做到“精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所有的部署矿全部做到了铁路进矿，为什么神华集团的所有煤矿都做到了铁路进矿，这就说明了铁路进矿是建设现代化煤炭工业的必备条件，可以很肯定地说神华集团如果没有铁路进矿，他绝对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的可能。
所以我们不必过于纠结于“煤电矛盾”和“煤电一体化”，先解决铁路进矿的问题吧！解决了这个问题“煤电矛盾”问题就解决90%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