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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山西为煤炭付出高额代价

国际煤炭网  来源:南周经济  日期:2018-11-05
关键词: 山西 煤炭 福布斯
   山西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各种资源,它给煤炭大省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挤出了民营经济,终结了一度辉煌的轻工,并使大而不倒的煤炭企业成为了转型的沉重包袱。
 
  得到的越多,越难以自由。
煤炭2
 
  这句话好似说的就是山西。山西40%的土地都被埋下了历史的馈赠——煤炭,可这些黑色的金子却一次次把山西经济拖入泥沼。
 
  山西并非没有尝试摆脱对于煤炭的依赖,但原先的产业基础丧失了,招商引资的机遇错过了,翻来覆去,能赖以生存发展的似乎依旧只有能源。
 
  眼下,山西正向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基地”的方向迈进,比起之前“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定位,最大的不同在于,变输煤为输电。
 
  或许,这是山西扭转经济颓势,最为现实的选择。
 
  “黄金十年”
 
  私人煤矿发展最红火的时候,在焦煤产区的临汾、晋中等市出现了“村村点烟”的炼焦盛况,并逐渐形成了煤-焦-铁-化等层次丰富的产业链。
 
  很难想象,山西曾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
 
  晋商时期的山西是全国金融中心。阎锡山时代,在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山西却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有着包括各类轻重工业的西北实业公司。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也一直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早在“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山西就占据了18项。“二五”期间国家继续加大对山西的投资。其间,山西形成了重型机械、铁路机车、军工、钢铁、化工、纺织、食品、电力、建材比较合理的工业格局。
 
  变化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对煤炭需求量剧增,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倡导下,山西省委、省革委于1979年9月19日,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一个名为《关于把山西建成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
 
  1980年,国家回应了这份报告,支持山西做强能源基地,重金支持煤炭产业。1983年,要求切实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国家又放宽了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群众集资办矿。
 
  “2000年以前,煤矿发展不行,村长实在弄不动了,找个人把矿接了。”一位熟悉煤炭发展的山西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随着煤炭行情好转,个人发家成了‘煤老板’,实际上早前人家是背了包袱的。”
 
  私人煤矿发展最红火的时候,在焦煤产区的临汾、晋中等市出现了“村村点烟”的炼焦盛况,并逐渐形成了煤-焦-铁-化等层次丰富的产业链。
 
  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山西家族正是从2001年开始涌现,2005年及今后的一段时间攀上了历史高峰,如2005年上榜的10个富豪家族,6个都涉及煤焦化,现在已被警方带走的张新明,当年曾执掌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以12亿身家在榜单上排第151位。
 
  随着2000年左右中国经济进入繁荣周期,煤炭需求狂涨,煤价攀升,山西迎来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由此开始形成。
 
  山西省长李小鹏公开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山西已累计生产140多亿吨优质煤炭。但山西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山西省国土部门的资料显示,至2015年,山西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770亿元;至2020年,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850亿元。
 
  “一煤独大”产业结构下,“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亦被写入2015年山西省政府报告中。《山西日报》近日的一组数据显示,山西省民营企业总量不足,蛋糕太小,中小企业户数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的比重不到1%,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户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8%和64.4%。
 
  而仅有的民营经济成分也结构失衡。其中,资产在1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80%以上是涉煤企业,且大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
 
  轻工因煤而凋敝
 
  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政府再怎么鼓励完成原始积累的煤老板们多元化发展,也于事无补。
 
  如果不是后来成为全国煤炭能源基地,山西也许会成为轻工行业大省。
 
  一位熟悉山西轻工发展的省政府官员李红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西轻工最好的时候是1970年代,当时轻工重工的比例是3∶7,“那会山西什么都有,包括自行车、缝纫机、电冰箱、洗衣机以及纺织业在内的大轻工。”
 
  强盛的轻工业缔造了一系列山西品牌,如驰名全国的海棠洗衣机、春笋电视机、华杰电子表;新中国成立以来4个洗涤剂厂,北京熊猫、上海白猫、天津洗涤剂厂,第四个就是太原芳芳;全国3个脂肪酸厂,大连一个,唐山一个,第三个就落在山西长治;甚至当时中国最大的日化研究院也在山西。
 
  据李红生回忆,山西早期还拥有几十个无线电厂,但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仅太原就有2万无线电技术人员辞职下海去了深圳。“最早太航仪表厂(中国第一家航空仪表厂)的学生玩航模,全国都是有名的,航模就相当于现在的无人飞机。”他说。
 
  可惜的是,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初期,山西轻工几乎全军覆没。“山西有这个条件,但是不重视,投入少”,李红生认为,这是养尊处优的山西轻工在突然遭遇市场竞争时,毫无招架之力的根本原因。
 
  他举例说,与海棠洗衣机一样,海尔公司起初也诞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当其逐步发展壮大后,山东省在青岛划出一块土地来让其发展。而曾让海尔望其项背的海棠,却生于偏僻闭塞的长治县苏店镇,死于苏店镇。
 
  另外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目前山西日化行业唯一的旗帜——因奇强洗衣粉而著名的南风化工就曾因缺乏资金,而多次易主。
 
  南风化工前身建立于1948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是运城市的一张显赫名片。南风化工占尽了资源优势,市场曾用一个等式来形容南风化工的企业价值,即:南风化工=钾盐基地+全球第一的芒硝基地+中国死海。其中,洗衣粉中的芒硝添加剂80%就产在山西运城。
 
  但在遭遇迅猛的市场冲击时,南风化工原来的大股东运城盐化局,由于其非经营性质的属性,无法支撑南风化工的发展。南风化工因此引入央企中国盐业作为第一大股东,期望获得资本支持,然而四年磨合终告失败。最终,南风化工被山西焦煤集团所兼并,却也错过了做强品牌的最佳时机。由于没有形成产业集聚,运城的大部分芒硝仍然只能以资源的形式出售。
 
  当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逐渐形成后,政府再怎么鼓励完成原始积累的煤老板们多元化发展,也于事无补。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排斥。
 
  “煤炭形势好的时候,财政的钱80%都投到煤炭上去了。”李红生无奈地说,“老板们也不想干别的,挖煤日进斗金,拿麻袋装钱,没必要转型。”
 
  被誉为“山西转型标杆工程”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本是由吕梁10位“煤老板”计划投资50亿元打造的汾酒园区,但其中最著名的三位——贾廷亮、邢利斌和袁玉珠,均已被警方带走,导致项目成了半拉子工程,直到最近才传出有人接盘的消息。
 
  “现在山西要重点发展玻璃陶瓷,但是这个东西内销特别少,怀仁、应县瓷厂的日用瓷占了低档瓷的80%,太便宜了,一个碗2元,撑不起经济。”李红生说。
 
  改革等待下文
 
  山西不是没有想过改革,国企改革,招商引资,推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都曾大张旗鼓进行,却往往没有下文。
 
  在煤炭的“黄金十年”中,能源大省山西并非没有机会更新观念,发展“非煤”产业。
 
  事实上,多位山西领导都曾提出向非煤产业转型,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比如,2005年,曾任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常务副省长的于幼军出任山西省长,第一件事便是国企改革。
 
  “2005年一上班,他就开始带领有关部门研究。”一位接近于幼军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于的思路是想让国企通过改制激发市场活力,再破产退出一批落后产能,“意思就是很多国企压根不用改了,直接退出市场。”
 
  第二件事是招商引资。2007年山西珠三角(广州)投资合作洽谈会,出人意料地向煤炭与能源项目齐齐亮出“红牌”。全部2498个项目中没有一个是与煤炭、能源相关,取而代之的是山西省“十一五”规划中鼓励发展的优势产业和行业,涉及农业、工业、交通基础设施等十余个领域。
 
  对于山西的“病症”,于幼军曾对媒体介绍,山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外资的进入很不够,到2005年,改革开放25年山西利用外资累计23亿美元,每年不到1亿美元,“不及广东、深圳一个村的水平”。
 
  然而,不到两年,于幼军突然调离,改革戛然而止。
 
  如今,山西的GDP与招商引资大省的差距越拉越大。2014年,山西一个省的GDP规模1.28万亿元,还赶不上苏州一个市的1.37亿元。“太原一个省会城市的GDP还没有江苏一个工业园区的大。”国家电网山西分公司一位人士说。
 
  当新一轮山西转型的声音再次响起,是否会有新的结局?
 
  大而不倒的煤
 
  被行政之手整合而成的超大煤矿国企,如今都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大而不倒。
 
  2008年9月,因山西发生“9·8襄汾溃坝”事件,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赶赴山西调查溃坝事故原因,就地转为山西省代省长,接替早些时候引咎辞职的省长孟学农。
 
  煤炭产业重组由此成为山西日后三年的工作重心。曾在山西煤炭系统工作26年的王君亲自挂帅,担任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组长,启动了山西省煤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整合。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民营煤矿因不符合产能规模的要求,被兼并入省属七大国有煤炭集团,只有少数几家大型民营煤企被列为整合主体,大部分民营资本逐渐淡出煤炭行业。
 
  一位山西煤炭集团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几大煤炭集团还有央企都一窝蜂地去抢煤矿,也恰恰因此而吃亏,“一个媳妇几家抢,价格自然就抬高了”。
 
  加上当时恰值煤炭价格的高点,抢回来的小煤窑要进行扩建,等两年后具备出煤条件后,煤炭价格也下来了,“当年高价抢回来的小煤矿现在很多成了负担,还有些根本不具备开采条件。”上述人士说。
 
  国企整合后,煤炭产量更成倍上涨。以大同煤矿集团为例,2009年同煤集团成立60周年时,动力煤产量共17亿吨。而整合之后,从2010年至2014年短短5年间,同煤产煤量就达到了7.19亿吨。
 
  被行政之手整合而成的超大煤矿国企,如今都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大而不倒。
 
  2015年上半年,山西七大煤炭集团中四家亏损,三家近利润下跌均超过70%。矿井老化、煤种不佳的同煤集团亏损最多,超过4.5个亿。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80万职工家属的同煤也不能随便减少产能,“私企倒闭就解散了,国企不行,负担很重。”上述人士说。
 
  “越来越多的资源枯竭,老国有煤矿由于缺乏扶持政策,破产后不能解决社会职能分离及人员彻底分流安置,无法实现正常退出,特别是随着近几年煤炭市场的持续下滑,这些老煤矿亏损更加严重、雪上加霜,企业负担越来越重。”2015年两会期间,同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有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沉重的煤炭企业,也成为了山西转型的一个大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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