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看来，这也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和周边省市再次联手，采取最高级别的空气质量保障措施，预计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将减少30%～40%。
2008年的奥运空气质量保障是我国第一次尝试多地联防联治的大气治理模式，随着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国十条”)落地一年，京津冀之间的携手治霾已经成为常态。“国十条”确立的京津冀2017年PM2.5要比2012年下降25%的目标，正在倒逼三地采取超常规的减排措施。
在刚刚过去的10月，灰霾天走了又来，连续4次袭击京津冀。不少老百姓都在质疑，不是说一年来采取了很多措施吗，为什么感觉蓝天还是不多，治理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
事实上，一年来的超常规减排还是有效果的，今年1～9月，北京的PM2.5浓度同比下降6.3%，天津下降19.1%，河北全省平均下降12%。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说，遗憾的是，10月的连续重污染，把北京市刚刚取得的减排成绩抵消了不少。这类翻转式的变化表明，已经采取的减排措施是有效果的，但空气治理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要蓝天，必须有一个过程。
京津冀空气治理有了顶层设计
今年4月，北京市首次发布了PM2.5的来源解析，模型数据显示，北京的PM2.5构成中有28%～36%来自外地，特殊重污染过程中，周边的PM2.5贡献可能占到50%。而天津的PM2.5源解析也认为，当地的PM2.5污染有30%左右来自周边地区。
还有研究表明，在偏南风的作用下，北京空气污染的状况将受到河北的影响，输入型污染的影响权重能占到25%。但在河北看来，当风向改变时，北京的污染也会飘到附近的保定、石家庄。
不管是哪个地区公布的污染源解析，都有清晰的指向：有1/3左右的污染来自于周边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京津冀的地方政府已经明确，空气质量的改善，不可能靠哪一个地区单打独斗，必须形成合力。
一年间，一个由北京市及周边五省市和多个国家部委组成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正式运转，其工作内容既有各地间重污染应急方案的协调、监测预警信息的共享，也有协调中央部门，对地方给予资金、项目和政策的支持。
在北京市环保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处长李立新看来，这个协作小组的成立和运转，相当于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治理有了一个顶层设计。李立新所负责的这个处，也是北京市环保局为了协调和其他省市、中央部门的协作，而专门设立的新部门。
由于多个部委的负责人也是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所以一年间，相关部门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京津冀空气质量改善的政策，力度前所未有。
李立新介绍说，协作小组梳理出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治理大气污染所需的资金缺口，并上报中央财政。目前，国家已建立了大气污染治理的专项资金，2013年支持京津冀区域大气治理的资金为50亿元，2014年还计划全年投入100亿元。
另外，京津冀地区的治理方案中都有大量削减燃煤、改用天然气的措施，协作小组负责协调京津冀3地与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别签订“煤改气”的天然气保障供给方案，确保这些地区“煤改气”能顺利进行。
从11月1日起，河北省的一位副省长就开始在毗邻北京的廊坊、保定等地进行检查，保证河北省为APEC承诺的减产、限产能按计划进行。在天津，该市环保局副局长谢华生表示，APEC期间，天津全市所有重点企业限产限排30%，不能稳定达标的企业一律停产，确保污染总量削减30%。
按照柴发合的说法，APEC空气质量保障是京津冀联防联控的又一次大规模练兵，可以说各地都已经进入较好的准备状态，应急保障也有较好的协同，但对于日常的协作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另外一个急需提上议事日程的协作是编制京津冀三地大气治理的中长期规划。三地现有的治理方案都只到2020年，而大气质量的改善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不能轻易言胜。
超常规的压煤计划
今年冬天，北京西四环外的大唐高井热电厂所承担的供暖要由刚刚建成的北京西北热电中心接手。这也结束了北京西部地区由燃煤供暖的历史，进入到天然气供暖的篇章。根据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的“压煤目标”，到2017年，北京的用煤量要从2012年的2300万吨压减到1000万吨。关停燃煤电厂，建设燃气热电中心是北京市压煤方案中的重头戏。
北京市发改委能源发展处处长高新宇说，北京市从1998年到2012年，用了14年的时间才减少燃煤700万吨，而按照当下执行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5年间就要削减1300万吨燃煤，只能制定超常规的压煤计划。
高新宇介绍，北京未来将建成四大热电中心，实现中心城区的无煤化。这也需要强大的供气体系做保障，目前，北京市正在推进大唐煤制气、唐山液化天然气和陕京四线等一批天然气重大项目的建设，形成“多气源、多通道、多方向”的燃气供给格局。
1300万吨燃煤的压减对北京来说已经是踮着脚尖才能完成的超常规任务，那么对于有5000万吨用煤量的天津和要削减4000万吨燃煤的河北来说，困难可想而知。
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也赞同，解决燃煤污染最好的办法是用天然气来替代，但天然气的气源不足是个大问题。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实现燃气替代，天津年均需要180亿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在尽了很大努力之后，天津的天然气使用量在2013年才达到33亿立方米，与北京的100亿立方米相比，还是少很多。
温武瑞说，天津大气污染治理，迫切需要国家从两个方面来优化能源供给：一是加大天然气的供给，二是加大外购电的供给。天然气方面，希望国家能从天然气管网建设、配套、分配、使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外购电目前占天津全市电力使用量的17%左右，而北京外购电的比例已经达到70%。
在河北的减排时间表上，到2017年，煤炭消费量要削减4000万吨。河北省发改委纪检组组长刘海生介绍说，为了确保压煤目标的完成，河北把控煤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分配给各地，并纳入政绩考核的一票否决体系中。1～9月，河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比2012年减少1117万吨。
三地同啃机动车尾气治理的硬骨头
北京市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包含了84项治理任务，其中有58项都与机动车的污染减排相关。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昆生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北京，550万辆机动车已经成为PM2.5最大的贡献者，是未来大气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近年来，北京市在机动车治理方面已实现连级跳，在不少城市还在执行机动车国三排放标准时，北京已经进入国五时代。
李昆生说，从国一到国五，北京5次在全国率先执行最新的机动车排放标准，每一次执行新标准，都比全国其他城市平均快4年。特别是在淘汰黄标车的问题上，开创性地实施了政府补助黄标车淘汰的经济政策，通过限行和补助两种手段，率先在全国淘汰了黄标车。
“别小看黄标车。”李昆生说，一辆黄标车的排放相当于多辆国五车的排放。在汽车保有量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淘汰黄标车和加快老旧机动车，确实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与邻居北京类似，有近300万辆汽车保有量的天津市，也已采取了总量调控和尾号限行的办法。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杨洪峰介绍，2013年12月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以来，天津小客车“无序爆发式增长”得到控制。尾号限行后，市区道路交通流量日均下降20%以上，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4%～7%。
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共有15.1万辆黄标车，按照“5年任务2年完成”的要求，2013年已淘汰9.8万辆，财政补贴1.9亿元，今年还需完成剩余5.3万辆黄标车淘汰任务，目前已淘汰1.8万辆。
过去，油品质量不高拖了机动车减排的后腿。在天津，今年年底之前，机动车也能喝上国五汽油和柴油，比国家的要求提前了一年。此前，天津供应国四汽油和国三柴油，此次车用柴油实现了“跳级升级”。而在新的油品标准实施后，天津将把现有的国四机动车排放标准升至国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