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能源革命对煤炭产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影响。在能源革命的浪潮中，按目前的政策取向及正常的发展趋势，煤炭需求将会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优化的双重压制，加之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煤炭资源的配置机制存在重大缺陷等，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形势相当严峻。

　　但基于对能源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要领的全面、深刻理解，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通过加快推进煤炭开发、利用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煤炭产业完全能够突破眼下的困境，闯出一条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道路。

　　提要

　　能源革命的宗旨、要领及路径选择

　　能源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要领

　　推进能源革命，首先要深入、全面地领会能源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要领。能源革命是中国梦的有机构成部分，能源革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实现中国梦的需要，中国梦是能源革命的终极渊源。同样，环境美好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能源安全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保障。

　　在环境阈值以内、在低廉的能源价格水平上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才是最成功的能源革命。这是因为，实现中国梦必须建立并维持具有竞争优势的、强大的实体经济，而能源成本高低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系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能源价格与企业的所有要素资源价格都有正相关关系。

　　总之，兼顾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供应安全的三维能源革命才是最大程度实现中国梦的能源革命。

　　减少能源消费环境代价的最大空间

　　第一，我们以雾霾为例来分析能源消费所致环境危害。据统计，我国年平均雾霾天数在2002年及以前基本上在6.5天/年以下，2003年～2006年上了一个台阶达到9.8天/年，2007年～2010年再上台阶，平均12.5天/年，2011年和2012年平均18天/年，雾霾让人不堪忍受是在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飞跃式跳升到35.9天。

　　根据有关研究，煤炭、石油消费是雾霾天气增多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煤炭、石油消费量分别是24.75亿吨标准煤和6.9亿吨标准煤，比2010年分别增长12%和11.8%。根据国家规划，2020年能源消费量48亿吨标准煤、煤炭占62%测算，2020年煤炭消费量比2010年增长35%。据此，如果吨煤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比2010年下降35%，即可实现煤炭消费增长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在2010年水平。

　　第二，煤炭燃烧的污染物排放浓度从技术上已经能够达到甚至低于燃气锅炉的排放浓度。根据京津冀三地公布的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报告，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地燃煤对空气颗粒物的“贡献”分别为22.4%、27%和28.5%，机动车的“贡献”分别为31.1%、20%和15%。燃煤污染虽是现实问题，但这并非煤炭自身的问题，而是利用方式的不清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在认知上出现严重偏差。

　　第三，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等现代煤化工技术日新月异，正在打造我国能源的竞争优势。现在我国已经拥有全球最为先进的煤化工技术，基本具备大规模发展的基础。科学地发展现代煤化工，调整煤炭的利用方式，可以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这也应是治理大气和环境污染、提高我国能源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产业手段之一。

　　总之，把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代价降低到环境阈值以内，是能源革命成功的前提条件，而减少能源消费环境代价的最大空间在于煤炭的清洁化利用。

　　我国能源革命的最佳路径

　　对非煤能源能否在“三维能源革命”中担当重任的问题，个人认为不宜过于乐观。

　　首先，我国非化石能源的竞争力还有待考验。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来替代化石能源，对于促使能源消费的环境代价重新回到阈值以内当然是一项很有效的措施。但随着非化石能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开发的边际收益会递减，即使扩大开发规模能产生一定的规模效益，扣除目前国家政策所给予的各种优惠后，其经济效益未必会有多么大的持续提升空间，低开发成本的非化石能源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次，油气能源对外依赖度过高，环境效益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有限。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贫油、缺气”，过多地依赖进口油气资源不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再其次，应按打造我国经济竞争优势的需要来选择能源革命的路径。一个经济体的主力能源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具备竞争优势，是该经济体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综上，我国能源革命的最佳路径应该是：大力开发非化石能源，同时要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加快推进煤炭的清洁化利用，重点发展煤化工多联产，生产煤基能源化工产品，部分替代石油天然气，以此将能源消费的环境危害控制在生态环境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压低能源价格，降低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煤炭产业面临的战略形势

　　人口结构变化驱动经济结构调整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基于人口和住房这两项制度变革，我国在本世纪初形成三大刚性住房需求：一是城镇化加快推进所带来的住房需求，二是适婚人口数量处在高峰、适婚青年结婚成家所带来的住房需求，三是住房市场化所带来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最近几年重工业及能源产业需求疲软、产能过剩、经营困难，正是房地产及整个重工业能源产业链挤压泡沫的必经过程。煤炭是调剂能源供需余缺的主要变量，煤炭市场严重过剩，非化石能源快速增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令人担忧的是，不久之后，我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原来大量住房存量将转变为市场的有效供给，刚性住房需求会明显走低，届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住房建设规模明显收缩的局面。该终端建设需求的下降将使重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也随之收缩。受此影响，我国持续20多年的经济动力结构偏重于投资、产业结构偏重于重工业的经济结构将出现重大转变，能源消费强度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向下拐点，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极可能降至0.3以下，甚至出现阶段性的能源需求总量下降。煤炭作为调剂能源供需余缺的主要变量，其需求将受到更大强度的压制。

　　为应对环境恶化而推行的能源结构优化

　　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在2010年为68%，2013年降至66%，根据我国的有关规划，到2020年还将降至62%左右。但根据国家发改委11月4日公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称《气候规划》)，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8亿吨标准煤，比2015年的40亿吨标准煤仅增长20%;其中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到2020年装机将分别达到2亿千瓦、1亿千瓦、3000万千瓦，分别比“十二五”规划的1亿千瓦、2100万千瓦、1300万千瓦目标大幅增加1倍或以上;天然气消费量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10%以上，利用量达到3600亿立方米;常规水电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5亿千瓦，年发电量1.2万亿千瓦时;核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

　　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的下降幅度可能会高于之前的规划目标。据测算，2020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极可能降至60%左右，大约在28.8亿吨标准煤，2014年至2020年间年均仅增长2.2%。按国家统计局数据口径，参照煤炭平均热值的变化趋势，2020年煤炭需求实物量应该在42亿吨左右。如果2020年以后石油、天然气消费继续增长，则煤炭需求将急剧下降。

　　产能严重过剩

　　我国煤矿建设存在批小建大和未批先建等违规现象，许多煤矿的“证载能力”明显小于其实际能力，违规建设情况难以准确统计，因此，很难确切地说清楚我国到底有多少实际煤炭产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06年对全国煤矿生产能力进行全面复核时，核定煤矿生产能力24.31亿吨/年，其中正常生产矿井生产能力20.35亿吨/年，改扩建、技改和资源整合煤矿的生产能力3.96亿吨/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至2013年间累计新增煤矿产能26.45亿吨/年。据国家能源局数据，“十一五”期间全国关闭小煤矿9616处，淘汰落后产能5.4亿吨/年，2011年、2012年分别淘汰4870万吨/年和2347万吨/年，估计2013年淘汰3500万吨/年左右，2006年至2013年间累计淘汰煤炭产能在6.5亿吨/年左右，照此推算，2013年煤炭产能应该在44.3亿吨/年左右。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底全国在建煤矿产能10亿吨/年，当年新开工煤矿产能4.4亿吨/年，预计2014年及以后几年还将开工一批现代化大型煤矿。即使今后几年加大淘汰力度，预计2020年煤炭产能也能达到55亿吨/年以上，相对于2020年煤炭需求42亿吨，过剩13亿吨/年。如果考虑违规项目的产能，实际产能过剩应该大于13亿吨/年。

　　煤炭配置机制缺陷及个体理性的局限性

　　煤炭行业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上所述，确有房地产泡沫引致市场盲目乐观和非化石能源冲击等客观因素，但也有我国煤炭配置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及个体理性局限性等主观原因。

　　煤炭产业的特性

　　煤炭及其相关产业是资金密集型的长周期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煤炭及其密切相关的产、需、运产业皆是长周期产业，而且对煤炭及其相关产品而言，进行产能增减置换的风险大、周期长，市场“试错”的成本很高。

　　我国煤炭供给量、需求量在短期内对煤炭价格不够敏感。我国煤炭行业国有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许多原国有煤矿体制不灵活，包袱较重，企业办社会的费用不能因企业减产、停产而不予承担。这些特殊国情致使我国煤炭开采成本高于其他主要产煤国的煤炭开采成本，煤炭开采成本中固定成本所占比率极高，变动成本很低。通常情况下煤炭销售价格都会明显高于变动成本，即使价格下跌导致严重亏损，销售煤炭仍有十分可观的边际收益。

　　煤炭及其直接下游产品在市场体系中的功用价值定位相对稳定、固化，煤炭主要由大型企业大宗采购，零散的小额消费很少，可见煤炭需求及其市场结构都比较固化和刚性，这决定了煤炭需求在中短期内因价格变化而进行取舍替补的空间有限，对煤炭价格的弹性作用也很小。

　　煤炭资源配置机制的特殊性

　　煤炭市场与充分竞争的消费品市场截然不同。煤炭市场是一种“低弹性的片块化市场”，其竞争主体适应市场变化而进行产能增减置换和需求取舍替补的流量较小、流转速度较慢，价格变动对煤炭供需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明显，煤炭供需对价格的弹性作用只有在较长周期内才能显现出来，资源配置的风险较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试错”成本较高。

　　因此，煤炭及其相关资源的优化配置须以远期(3年以上)预估价格为依据，进出市场皆应审慎为之。为避免对远期价格的预估出现较大偏误，煤炭供需企业应当具备高深宏远的市场理性——从高远宏观视角来全面系统地研究市场供需、洞察产业发展的深层基因。

　　我国煤炭配置机制的

　　缺陷及企业市场理性的局限性

　　煤炭资源的优化配置须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我国的煤炭产业结构过于松散，行业协会也未能建立起能够形成市场共识的煤炭监测预警体系，除神华等极少数企业具有能基本适应煤炭市场特性的市场洞察力及战略意识外，绝大多数煤炭企业只看当下、不知深远;加之房地产泡沫、运输瓶颈制约、主产区资源整合等虚幻性、阶段性市场信号的干扰，致使市场主体对煤炭需求的心理预期盲目乐观，沉溺于煤价高涨的狂欢，不知煤炭“黄金十年”不过是上个世纪计划生育政策和住房市场化政策的后续效应，是不可持续的阶段性现象。

　　由于个体理性的局限性，国家编制的煤炭产业规划得不到个体理性的认同，未能发挥指导企业决策的作用，国家也未能建立起监控企业进退动向及市场流量的业务平台和管控机制，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观原因。

　　煤炭行业

　　突破战略困境的战略性思维

　　煤炭行业所面临的战略困境

　　综上所述，煤炭行业面临的战略形势为：煤炭需求增势平缓，且即将越过峰值开始下行，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有可能急剧下降;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不仅意味着资源损失，还意味着矿区社会失去经济支柱;铁路运煤能力大幅提高;国内煤炭成本高于主要进口来源国煤炭成本，但变动成本极低，即使严重亏损，煤炭销售的边际收益仍十分可观;产业结构松散，面临市场过剩压力时必然会降价抢市场。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煤炭价格具有很强的下跌势能，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价格下跌将难言见底，煤炭企业会陷入恶性循环中，这是一种战略困境。

　　为此，需要深刻领会能源革命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要领，开阔思路，大胆探索，化危为机，推进建设适应我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煤炭市场体系。

　　煤炭行业突破战略困境的目标及基本要领

　　根据笔者对能源革命宗旨、要领及路径的理解，契合能源革命要求的煤炭行业突破战略困境的目标应该是：在担当我国能源革命主导性力量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永续性脱困，亦即能够可持续地在较低价格水平上保持合理利润。

　　煤炭行业突破战略困境的基本要领，是在先进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利用前提下实现稳定形态的供求平衡。为此，需要培育煤炭需求的新增长点，去掉落后产能，甩掉包袱，建立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基本建立起能前瞻性规避风险、及时自我纠偏的行业自治体系。

　　促使煤炭行业突破战略困境的基本策略

　　首先，政府促使煤炭行业脱困应统筹兼顾，注重长远战略目标。应把握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在战术上，当务之急是对应予救助的重点企业给予政策扶持。二是加强煤炭清洁利用产业，尤其是现代煤化工的统筹规划，促使现代煤化工快速、健康发展，培育煤炭需求增长点，防止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煤炭需求急剧下降。三是应促使煤炭行业甩包袱，去产能。四是推进煤炭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大幅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五是搭建适宜平台，建立有利于煤炭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等。

　　其次，强化调节煤炭供求的市场机制，优化产能结构和市场结构，压低煤炭成本，充分释放低煤价的市场效应。保持煤炭与其他能源的比价优势，充分释放低煤价的市场效应，是煤炭产业突破战略困境的基本策略。但要在低煤价前提下实现合理盈利，必须降低全行业平均成本。

　　为此，应尽最大限度地利用先进煤炭生产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对于违规建设煤矿，尽最大限度地通过整改和补办手续使其合法化;对于资源接近枯竭、成本高、煤质差的煤矿，结合对老矿区的政策扶持，引导其自觉关闭，退出市场。

　　再其次，对于应予救助的企业，应以政策扶持为主，财政补贴为辅。可通过两个方面的政策对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一是在战术上，按照“管住重点、放开市场”的思路来调节利益关系，阶段性地建立设定最低限价的煤炭长协合同定价机制。二是在战略层面上，应促使老矿区产业升级。

　　最后，政府搭台、企业主导、协会唱戏，建立能前瞻性规避风险、及时自我纠偏的行业自治体系。一要建设全国统一的煤炭交易平台。二要建立能够得到市场认可的煤炭监测预警体系。三要大力推动跨区域兼并重组。四要建立以行业自治为本、以政府管控为末的行业治理体系。五要推动建立自由竞争与强制竞合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