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长栾庆伟近日被通报“双开”。这样一个局级官员的政治生命终结，小伙伴们早已见怪不怪。但对于他曾主政过的城市而言，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地震。
抚顺：中国“煤都”。这里是全世界最早发现和利用煤炭的地方之一。其境内的西露天矿，蕴藏世界上罕见的特厚煤层，成为全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因此，栾庆伟一落马，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将他的案情与“黑金”煤炭联系在了一起。
公众有这样的判断逻辑，并不稀奇。就在本轮反腐大幕拉开之后，中国四大“煤都”抚顺、鄂尔多斯、大同、萍乡均有大员落马，由此让社会对“黑金”腐败再度变得敏感起来。长安街知事发现，除了上文提到的栾庆伟之外，在江西萍乡，两任市委书记陈安众和陈卫民先后落马;在山西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副市长靳瑞林被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副市长、公安局长王会师被拿下，这样的节奏“生猛”地给人以直观感受：在煤炭的主要产地，一抓一个准。
所谓“准”，其实是对权力与煤炭利益之间瓜葛的生动讽刺。在江西萍乡，当地曾流行的说法是：一个井一天只要出一车炭，一年就是一个百万富翁。这还是老话，年景好的时候，一年出一个亿万富翁不成问题。在煤炭业的鼎盛时期，当地的小煤窑被称为“钱袋子”项目。据萍乡当地的政商人士回忆，当地主管煤炭的官员们直接从项目里分钱，“就像拿自己家的钱一样，几百万上千万地拿走。”2013年5月中央巡视组巡视江西后，萍乡官场持续“地震”，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家群起，先后5名厅官落马。而后，多名房地产商和煤老板因涉嫌行贿，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可见，官商勾连之密。
王会师在鄂尔多斯的身份是副市长、公安局长，典型的政法干部，可他的触角也伸进了别人分管的领域，在当地煤炭企业纠纷中，王会师也参与其中处理。
公开资料显示，王会师对煤炭行业关心颇多，升任副市长当年曾亲自对矿山环境治理整顿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进行部署，尽管未分管经济领域，但其多次考察煤炭相关的企业，留下考察照片。
最具典型性的一则官煤关联案例，是山西大同原副市长王雁峰所为。大同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村曾发生一起特大矿难，矿主李克伟在红窑沟矿难发生后，没有组织抢险，而是立即封住了井口，数月后才打开井口转移尸体。当时井下有多少矿工?社会各界对此说法不一，有3个版本：不到10人，80多人，200多人。这一矿难的瞒报情况，曾震惊了中央。矿难发生时，王雁峰正是大同分管煤炭、安全的副市长。后来，据检察机关指控，王雁峰收了李克伟1000万元。此外，他还通过同意保留安监部门要求关停的煤矿大肆牟利。
“黑金”腐败不仅发生在地方，今年2月，中纪委专项巡视组通报称，神华集团煤炭灭火工程存在利益输送“黑洞”。灭火工程管理混乱，一些私人老板受利益驱动并得到“权力”庇佑，打着灭火工程旗号大肆开采和销售煤炭，甚至故意制造煤田火点，谎报灭火项目。有的灭火工程层层转包，造成生态破坏，事故频发。灭火工程成为少数人的“暴利工程”，形成“链条式”腐败。而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2亿现金，点钱烧坏验钞机的事实，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目前，我国能源领域仍然处于垄断经营。这让在垄断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间资本不得不依附于权力，通过金钱换取进驻能源领域的机会，进一步滋生腐败。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落马”之前，小到投资几个亿的风力发电项目，大到投资几百亿的核电，从石油、煤炭开采，到电网、油气管网、输电线路建设，能源局囊括了几乎所有能源领域的项目审批。审批项目多，腐败的机会也就变多。
在煤炭大省山西，仅吕梁市一地，就有先后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人大副主任郑明珠，政协副主席刘广龙，以及离石区委书记闫刚平，柳林县委书记王宁、孝义市市长王建国等人被调查。离石、柳林、孝义均是产煤大县，而张中生、李良森、郑明珠、刘广龙都曾在重点产煤县担任过主要领导。高平亦然，三任市长谢克敏、秦建孝、杨晓波“前腐后继”。
当地小伙伴们告诉长安街知事，在能源产地，靠矿吃矿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大的政治，在煤炭行业的黄金时代，只要能够获得采矿权，别说几千万，就是上亿也有矿主愿意拱手相送。对于2009年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山西某煤炭企业负责人说，“这是依托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哪家保留，哪家关闭，谁整合谁，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官员只要手中掌握审批权力，就会成为众多煤矿企业争相公关的对象，最终形成了一条腐败利益链。
这两天，小伙伴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提出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文件语言，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必将推动传统生产方式的变革，能源行业是这场变革的重要领域，煤矿产地转型发展更是势在必行。今后，再想靠吃定一两个官员获取开矿项目发大财的日子，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