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能过剩不仅仅是钢铁行业本身的问题，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把去产能放在第一位，足见当前去产能形势之严峻。
当前产能过剩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前几年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期，这构成了钢材产能快速扩张的基本动力。
第二，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虽然我们早就提出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但这个过程始终没有彻底完成，过去钢材产能扩张是与粗放式增长相匹配的，一旦钢材需求发生阶段性改变，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
第三，监管原因。在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总体产能规划失效的影响下，产生了相当一部分所谓的“统计外产能”，加重了产能过剩问题。
第四，“僵尸”企业不愿意退出生产，在其中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6-2021年中国钢铁行业并购重组趋势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粗钢产能约为12亿吨，按照2015年产量测算，产能利用率不足67%，而受发展惯性及前期新建产能逐步释放的影响，产能仍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钢铁消费量总体进入下降通道，产量、需求严重失衡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去产能的任务异常艰巨。
根据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再压缩粗钢产能1亿到1.5亿吨的目标，如果按照中国钢厂人均产钢300吨来测算，意味着，此轮压缩钢铁产能，将有50万左右的职工面对调整或重新选择。
2月4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指出，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要着眼于推动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严禁新增产能，对违法违规建设的，要严肃问责。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达不到标准的钢铁产能要依法依规退出。另一方面，完善激励政策，鼓励企业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转型转产等途径，退出部分钢铁产能。
应该看到，钢铁行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固定资本规模大、比例高，加上技术复杂性、设备专用性以及就业人员众多等因素，使得钢铁产能调节弹性较小、退出难度较大。从2007年开展淘汰落后钢铁产能工作，到近年来全面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退出机制被视为完善钢铁行业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一环，也是涉及政府、企业、员工和社会多方关系的系统性工程。
客观地看，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并非只在我国存在，美日欧等国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曾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日欧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近30年的钢铁工业黄金期;但8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开始进入产能过剩、钢企倒闭的阶段。
以美国为例，美国钢铁年产能从1.8亿吨降至8000万吨以下，从业人员从50万人降至20万人以下。对此，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钢企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成本，采取了管制、税收等政府干预手段。此外，通过财政和资金手段的引导，鼓励向下游延伸产业链，加速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吸纳了钢铁行业的过剩人员。
总的来看，美日欧等国家通过产能退出机制，保证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让退出过程平稳、有序。政府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政策，通过推动兼并重组、扩大消费、限产、促进产能海外转移、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化解了本国的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并不顺利，主要症结在于退出机制不完善，企业退出面临着人、财、物等方面的处置难题，尤以人员安置问题最为棘手。此次《意见》特别明确了加强奖补支持、完善税收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做好职工安置、盘活土地资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说，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退出奠定了基础。
此次我国钢铁行业产能退出涉及人员和范围很广，不同地方、不同区域和不同企业的特点和历史问题各不相同，50万职工的妥善安置，远非地方或企业自身力量所及，其财政托底的资金来源需要进一步落实。下一步仍需完善退出机制，使企业退出过程更加有序、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