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的热值是指其在全氧环境下充分燃烧而产生的发热量，常用发热量单位包括千卡/千克、兆焦/千克等，而常规燃煤电厂一般需要热值在5000 - 5500千卡/千克的动力煤。除高热值动力煤以外，目前也有很多种热值很低的煤混杂在燃煤市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以褐煤为主的低级原煤，另一类是不计入原煤产量但又可用作燃料的低热值煤，两者由于相似的物理和化学特性普遍具有环境污染大且热效率较低的特点。其中褐煤是一种煤化程度介于泥炭与沥青煤之间的低级煤，具有含碳量低、低热值、高水分、高灰分、高挥发分、价格较低的特点;而低热值煤主要指洗煤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煤泥、中煤等，普遍具有固定碳少、发热量低、高灰分或高水分等特点。
在刚刚结束的“十二五”期间，黑龙江省燃煤电厂分别经历了锅炉改造上截然相反的大起大落。先是在 “十二五”初期仍然延续了“十一五”末期的褐煤锅炉改造，在煤价居高不下的直接影响下，大部分燃煤企业选择了掺烧价格低廉的褐煤，为了达到掺烧目的需对原有设计锅炉进行改造。这种以经济性为主要考量的改造风潮与黑龙江省“十二五”期间空气质量不达标、雾霾季频频爆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在平衡了动态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之后，黑龙江省环保厅在2015年开始建言政府逐步禁止使用褐煤，并对现有经过改造以进行褐煤掺烧和全烧的锅炉，重新进行恢复性改造以达到重新燃烧黑龙江地产烟煤。而在黑龙江省在褐煤使用上开始反思的同时，部分省份并没有借鉴发展此类低热值煤种存在的高环境风险及隐患，继续反其道而行之。拿山西省举例，其2015年审批和拟审批的各类低热值煤电厂就有24个，总装机2129万千瓦。那么对于山西省而言，是否也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去意识到这种“大起”的欠缺理性，再换以“大落”去进行弥补呢，在此还是需要打一个问号。
时间追溯到“十一五”末期，中国燃煤电厂运营情况普遍受到煤价持续走高的影响，于是在经济效益的原始驱动以及在国家“十二五”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开始广泛对现有燃煤电厂的炉膛进行改造用以使用劣质煤掺烧。这一改造风潮在冬季供暖时间较长的地区如东三省又更为明显。以黑龙江省为例，褐煤掺烧和炉膛改造在2010年前后开始从少数煤电厂的个别行为逐步转变为行业普遍现象。据资料显示，黑龙江省有很大部分大型燃煤机组尤其是热电机组都进行了相应掺烧改造工程，此外，还有一些经济效益差的小规模燃煤机组在未进行改造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掺烧。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等条例陆续出台，明确显示了中国控制燃煤污染和改善空气质量的的决心。然而由于技术尚不成熟，环保改造及设备资金投入较大，以及监管体系尚未完善等原因，褐煤等一系列低热值煤的使用，不但有违中国改善空气污染局面的决心，更会使得原本就是高污染行业的煤电行业对环境进一步紧逼。
拿哈尔滨大唐第一热电厂举例，这一于2010投产的项目原设计使用本省产的鹤岗烟煤作为燃烧源，在运行投产的同年三月，出于经济性考虑开始进行蒙煤掺烧，并在2011年8月份完成了全机组的整体褐煤改造，成为当年大唐集团全褐煤改造的“示范项目”。据资料显示，哈一热电厂原本设计燃煤水分<5.9、发热量4785千卡/千克的设计煤种，其MCR工况下消耗原煤：141.2t/h而实际燃烧水分10、发热量3800千卡/千克的烟煤掺烧全水分31.9、发热量3400千卡/千克的褐煤。按照中期掺烧1:1(褐煤：实际烟煤)和后期掺烧4:1(褐煤：实际烟煤)的掺烧比来计算，即使不考虑由于掺烧导致的锅炉效率下降，掺烧后MCR工况下消耗原煤仍分别增加了46.6t/h和53.7t/h。与此同时，在不考虑脱硫脱硝设备升级的情况下，虽然内蒙产褐煤与国内其他产地褐煤相比含硫量较低，但其区间数值仍略高于黑龙江龙煤的含硫量。而即使假设内蒙产褐煤的含硫量与黑龙江龙煤持平，在褐煤掺烧导致的耗煤量增加的情况下，仍将比设计值多向大气中排放33% - 38%的硫化物,。此外，由于褐煤的氮含量普遍略高于黑龙江地产煤种，则由于额外耗煤造成的氮氧化物排放相应增加量至少为35%-40%。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2014年褐煤耗煤量约为4000万吨，而如果使用本地烟煤替代此部分褐煤，采用大唐第一热电的数据来看，则年耗煤量可以减少1000万吨以上，这对于区域性空气质量的改善以及全国碳消耗量的控制都具有显著的意义。
从烟尘排放的角度来看，据黑龙江省环保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仅2013年一年黑龙江省因褐煤燃烧排放的烟尘小颗粒污染物就达约12万吨。在以上各项褐煤燃烧导致的污染物的综合作用下，黑龙江省空气质量持续不达标，供暖季期间空气更是屡屡爆表，在2013、2014和2015年10月供暖季伊始的持续性雾霾便是这一苦果的直接体现。虽然也有专家表示秸秆燃烧才是东北供暖季雾霾的元凶，然而据黑龙江省环保部门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即使是2015年10月在秸秆燃烧季爆发的持续性雾霾，其中燃煤仍然占到40%的贡献比，其次才是当季的秸秆燃烧因素。并且秸秆燃烧和尾气排放的总和占到35%的贡献值，仍然小于燃煤自身带来的空气质量污染。
在基础民生受到严重影响，即供暖保障与呼吸安全不能两全的局面下，黑龙江省开始积极在政策和监管层面进行补救工作。在2015年3月份，黑龙江环保部门积极建言政府，拟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三地划定城市禁燃区。并建言制定掺烧褐煤标准，对于全烧、掺烧褐煤的燃煤锅炉进行技术改造。同年七月黑龙江政府对这一环保建言做出了积极回应，继而在11月的黑龙江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黑龙江省提出其褐煤锅炉清理计划，预计在2016年供暖季将哈尔滨市、绥化市违规使用低质煤的供热企业和其他燃煤主体全部改烧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万吨耗能工业企业的低质燃煤锅炉全部完成改造;在2017年供暖季，全省超过600公里运距、使用低质煤的锅炉全部改造为使用符合质量标准煤炭的锅炉。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在两年内完成相应低热值煤锅炉改造工作后，黑龙江省褐煤掺烧的鼎盛时代将改写，而黑龙江省在燃煤电厂锅炉改造态度上的反转，更表现出在经济性和环境民生的天平上，地方政府立足长远，有“知错就改”的决心。
然而，在黑龙江省开始品尝其大力发展褐煤改造锅炉的后果，并开始为之积极补救的同时，中国仍有数省市地区仍在反其道而行之逆势开展其他类别低热值煤电厂的高速超速发展。追其原因，地方政府经济利益驱动可能首当其冲，而火电厂审批权限自中央下放到省级这一政策变更更是成为了背后的助推因素之一，这一本意简政放权的有益举措，却在自上而下的落实中变相成为了地方政府凸显经济业绩、本土电企谋求超高速发展的利好举措。
谈到这一点，山西省便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典例。山西省低热值煤发电的发展起步较早，但由于环保部的谨慎审批态度，在2013年前尚未过速发展。然而，随着审批权逐步下放到省级审批后，山西省陆续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低热值煤发电项目核准实施方案的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低热值煤发电项目环评审批的实施见》、《山西能监办大力推进低热值煤发电燃煤在线监测系统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大力加速发展本省的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山西省2015年审批和拟审批的低热值煤电厂就有24个，总装机2129万千瓦。这一数字占到了“十二五”全国5000万千瓦规划目标的近五成。对比审批权下放前的低热值煤电厂审批速度：2013年环保部全国批准低热值煤发电项目仅为3个，2014年环保部全国批准低热值煤发电项目仅为5个。环保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谨慎审批局面，在审批权下放后彻底失衡，自2015年4月到年底山西省的新审批数字便达到了上一年度全年审批数字的近五倍。如此庞大的低热值煤机组装机数量，如其污染物排放达不到标准，甚至缺乏足够监管力度，那么在这批机组全部建成并投运后，山西省的整体环境质量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尤其对现在就堪忧的空气质量更加雪上加霜。
黑龙江省在多家大型电厂连续数年使用低热值煤发电后对于环境造成的空气污染后果并没有对山西等一心发展低热值煤发电的省份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古话说“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如果其他省市地区在按照现有速度无序的发展当地低热值煤电厂，可以预见在“十三五”末期甚至更短时期内，在更大的环境隐患爆发后，届时如何改造和关停这些低热值煤电厂、为如今的举措进行补救，将成为当地政府和民众最为急迫的诉求。而这种倾注了巨大国有资本的决策面反复，对地方经济和民生产生的潜在影响也将耗费更大的社会资源去消除。
对于一些大力支持山西省发展煤矸石发电厂的专家而言，他们的主要论调围绕在此类电厂对于煤矸石的综合利用上大做文章，的确包括煤矸石，煤泥等在内的低热值煤综合利用技术，未来一段时期内仍是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和大力发展的，但是以此为借口在配套环保技术尚不成熟、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的前提下去大力发展低热值发电厂，实属对环境上的拆东墙补西墙，是对整体大环境的不管不顾。从长远看来，更是会有悖对现有资源进行综合利用以及改善环境质量的初衷。当务之急，是山西等地的低热值煤电厂理性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推展煤矸石综合利用，如采空区回填，煤矸石制砖等等综合利用的技术发展和政策推广，也需要业内专家和机构的积极调整和持续关注。
(作者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刘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