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去产能，又要抑制煤价上涨，不管什么速度，都违背了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发改委出台这些明显既不合理、又违背大政方针的政策，让人怀疑其是否有难言之隐，甚至言不由衷。
煤炭去产能政策还能更戏剧化一些吗?
这几天，围观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吃瓜群众眼珠掉了一地。
据报道， 9月8日，发改委召开会议，启动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的预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据此向神华集团等煤炭企业发文，允许有条件增产。
然而仅仅一个月前的8月11日，国家发改委才发布《关于煤炭去产能专项执法行动开展情况的通报》，批评煤炭行业去产能明显滞后于时间进度，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差距很大，要求在11月底完成全年任务。
这种短期内180度大转弯的政策变调，简直让行业无所适从，也让煤炭价格躺枪。
此次政策掉头的导火线是煤炭价格上涨过快。然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去产能必然导致价格上涨。如果按照8月份发改委的文件精神，此轮煤炭价格上涨很可能标志着去产能政策执行得比较到位，本来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没想到现在成了问题。
既要去产能，又要抑制煤价上涨，不管什么速度，都违背了市场经济基本原理。
发改委为了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在9月份的预案中，提出参考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对去产能政策进行调整。有媒体报道说，发改委运行调节局有关负责人认为可以通过调节“减量生产和治理违法违规建设”控制的10亿吨产能来调节市场。
这种方法有两个令人担忧之处：一是发改委介入企业微观运营。二是调节市场的手段竟然包括“违法违规建设”的产能。
希望通过反复调整政策、标准，及其执行力度等方式来实现产能的优胜劣汰，不仅对行业损害很大，还会伤害政府的公信力。
产能毕竟不是自来水，用开关就可以控制。历史证明，即便是决策英明、决定果断，生产决策和投资过程的时间跨度和复杂性，也会导致政策进退失据，事与愿违。这一点，在过去20年里，煤炭和电力行业都吃过很多亏。一个典型例子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对小煤矿的政策就经过这样反复调整，不断提高标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损害了投资环境，也让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这种基于价格水平的产业政策无法可依。一个可参考理由或许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调控目标——将就业和通胀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但是，什么样的煤炭价格是合理水平?应该没有先例。如果我们还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就应该让市场来发现价格，而不是固定价格来发现“市场”。
公共政策出尔反尔，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违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精神。这样的政策也会让企业无所适从、进退失据。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企业最后只能对经济规律视而不见，只有唯命是从。
打着供给侧改革的旗号去产能，实际是复辟计划经济的手段。
从马桶盖到高端手表，中国消费者确实不满足于中国的供应。但这个问题不能通过以结构不合理为由关闭“落后”产能来解决。三鹿奶粉被查处已经这么多年，哪个国内奶粉企业成功打造了高端品牌?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可以高得出众，也可以低得没谱。高端供应有问题，主要在于消费者对我们的高端产品没信心。给需求侧信心，才可能完成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不能只是供给侧唱独角戏。
煤炭作为大宗能源商品，是否适合直接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对象，值得商榷。如果煤炭作为中间产品也要被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就可以无限细分到每一个环节。那是改革开放前的做法。
有专家认为，煤炭去产能是依据“机械化程度、资源利用率，安全指标，能耗和环保、产品质量”等指标，保留的是先进产能，但这并不能说明去产能的政策是合适的。
要改善这些指标，应该是颁发国家标准，并加强执法，或者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来调整。强行给企业下指标、给煤矿划成分，甚至对企业经营指手画脚，既不公平，也没效率。
有关报道还提到要关闭无效供给。如果真的是对供给没有影响的无效供给，那关闭了也没什么意义，而且关闭与否应该是企业自主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产能过剩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过剩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条件。没有过剩的产能，不仅会面临着短缺的可能，而且很可能会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价格畸高。
发改委出台这些明显既不合理、又违背大政方针的政策，让人怀疑其是否有难言之隐，甚至言不由衷。如果产业政策之外，还有部门协调问题，甚至更高层面考虑，那我等吃瓜群众就更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