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自2016年初启动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以来，我国用两年时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超5亿吨，提前完成煤炭去产能五年任务三年“大头落地”的目标。您认为取得这样成绩的原动力是什么？
徐亮：2017年年底，全国煤矿数量从2015年的1.08万处进一步减少到7000处左右。取得这样成绩的原动力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即以国发〔2016〕7号文件为基础，以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困发展为主线的去产能奖补资金、职工安置、企业兼并重组、资产债务处置、财税金融支持、产能置换等配套措施。同时，在此过程中，我国还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各主要产煤省区也积极推动并出台相应落实性文件，大型国有煤炭企业也积极认真贯彻落实。
记者：2018年煤炭去产能的主基调是什么？完成2018年煤炭去产能工作，将有哪些途径？
徐亮：党的十九大吹响了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嘹亮号角，指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提出了“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因此，2018年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基调将是全面提高煤炭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即进一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
我认为主要将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严格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稳步推进去产能工作。其中，市场化去产能是通过产能指标交易、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形式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优质产能供给、淘汰低质低效产能；法治化去产能是用法治手段解决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劳动关系、国有资产流失、合法资产处理、交易公平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记者：我国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已取得哪些成就？2018年的工作会在哪些方面有所突出？
徐亮：近年来，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燃煤发电可以实现超低排放。我国建成了神华国华台山电厂、舟山电厂、华能玉环电厂等一批煤炭清洁发电示范工程。部分电厂技术改造后，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的排放达到了燃气电厂的排放标准，具有非常明显的经济效益。其次，高效煤粉锅炉示范效果明显。通过工程应用示范，高效煤粉型锅炉燃料的燃烬率达到98%（接近天然气锅炉水平），比普通燃煤锅炉提高28个百分点，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排放指标低于国家标准。此外，水煤浆、型煤、褐煤提质等洁净煤技术取得了积极进展，提高了煤炭燃烧效率。
我认为2018年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上，会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出：一是在推动原煤全部入选（洗）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改造；二是因地制宜，在保障民用和集中供暖需求的基础上，推动散煤清洁化利用；三是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化发展，有序建设一批大型煤化工项目，探索产业化发展方向和模式，构建煤焦化、煤深加工转化为基础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
记者：您认为2018年煤炭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何合理应对？
徐亮：近两年来，随着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显现，行业经济效益稳步回升，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全国产能过剩与部分区域供应不足的问题并存，结构性去产能任务艰巨。另外，部分老国有企业脱困发展遭遇瓶颈，难免遭遇资金链紧张、债务负担重、人员安置难等问题。
因此，应发挥政策导向的基本功能，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统筹资源禀赋、开发强度、市场区位、环境容量、输送通道等因素，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布局，促进煤炭企业加快兼并重组和上下游深度融合发展，为建设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煤炭工业体系提供有力保障。
记者：对于2018年的煤炭市场发展趋势，您怎么看？
徐亮：近期，国家及多个省区公布了2018年煤炭去产能计划。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优质产能逐步释放，落后产能淘汰退出，煤炭运输通道建设加快，煤炭行业将由政策主导转换为市场调节，煤炭市场供需关系也将由基本平衡向更高质量的动态保障发展。主要表现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面：
从供给侧来看，2018年将呈现区域性兼并重组、关联产业相互融合、优质产能陆续投产、落后产能加快退出的局面。国家相关部门已建立了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制度、最高和最低库存制度、调峰和应急储备产能制度、特殊情况下的减量化生产制度等一系列长效机制；有关部门也在鼓励煤炭市场各方早签、多签、签实中长期合同，努力构建供需双方长期、稳定、诚信、高效的合作关系，以全面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从需求侧来看，在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趋势下,能源消费弹性将逐渐恢复。2018年在宏观经济趋势向好的环境下，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制造业有望小幅回升，电力需求和粗钢产量还将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整体来看，煤炭市场将保持基本平衡，但部分地区受资源条件、运输约束、水电与新能源发展增加、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可能会存在时段性、结构性偏紧现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