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涉及煤炭、油气、电力、电网等多个领域。各领域既有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又有相当程度的替代关系。例如，煤改电、煤改气之间，煤制油和石油开采间。如果任由各行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小算盘”，就难以发挥各能源品类间的互补优势，反倒更容易引发行业间的矛盾冲突，整个能源领域也就没法“算大账”，这对全行业、全社会来讲，都是巨大的损失。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看来，这是当前我国能源体系面临的凸出问题，需要凝聚各方力量予以解决。

　　记者：煤炭是我国能源的主力，您对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何建议？

　　刘中民：就整个社会的能源供应来讲，其他能源暂时无法承担“主力军”的重任，必须用煤炭。既然要用煤炭，就要想办法让它低碳化、清洁化，这是现实要求。

　　但要真正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很难，应将其放在整个能源大框架下思考，如果只是从煤炭看煤炭，即使氧化硫、氧化氮等污染物一点都不排放，单就二氧化碳排放来讲，煤炭或许很难实现清洁高效利用。

　　记者：您如何看待煤炭的碳排放问题？

　　刘中民：应站在整个能源的大格局下来考虑碳排放。当前，化石能源还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体，但世界能源结构调整的大趋势是向清洁低碳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国家能源结构调整趋势。目前我们的能源结构面临着内外因素的约束——对内有大气污染治理的要求，对外有《巴黎气候协定》的约束。

　　记者：煤炭的碳排放约束何时能解决？

　　刘中民：我们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是有时间限制的，2030年碳排放总量要达峰，这是按GDP来考虑的，包括了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产业的增加等因素。所以，碳减排是全社会的事，是与整个能源系统效率提高对应的，不只是某一个地方的任务，同时，碳减排也不是绝对不让排放。

　　因为非化石能源几乎不排放二氧化碳，所以非化石能源比重越大，二氧化碳排放就越少。2017年4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由2020年的15%提升至2030年的20%，到2050年则要进一步提升至50%。但我认为由2030年的20%跨越到2050年的50%比较困难。现在是技术积累期，不做好铺垫，2050年的目标就只能是个想象而已。

　　记者：如何更好推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

　　刘中民：当前我国能源领域板块化、条块化分割比较严重。比如，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煤炭公司、发电公司、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源公司等都在做能源工作，但公司之间分割得厉害。以油气为例，如果我们说缺乏油气，勘探采油的人就“和你急”，认为每年探明的油气挺多，但事实上我们的石油已经有70%左右是依靠进口了。

　　煤炭同样如此。做煤的都说自己重要，但实际上二氧化碳排放是绕不开的问题。煤炭在一些地方的应用实际更灵活一些，但采煤的不管发电，发电的不管上网，上网的不管可再生能源上网，各种能源之间存在壁垒。

　　记者：如何打破这种壁垒？

　　刘中民：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用科技创新促进我们能源结构的调整，构建新的能源体系。

　　一是需要政策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任何能源公司或分析机构来做这种顶层设计都很难，因为存在局部利益。所以，需要国家更高层面来打破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顶层设计才更有可能形成能源体系，形成一个整体。

　　二是需要技术上实现突破。例如，我们不能一味地说电网不让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就不对，因为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小时数本来就不高，主干电网的火电还有余富，为什么非要让成本高的可再生能源电上网呢？但成本高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因为不排放二氧化碳，在道义层面上就站得很高。价格高、道义点高，自然要求补贴。所以各有各的道理。

　　根据我们的能源禀赋，有极大利用灵活度的只有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所以要协调煤化工和石油化工之间的关系，化解其冲突，因为他们本来就都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总量缺乏的情况下不要强化局部冲突，特别是不要重复投资，不要因为一个煤化工起来了就把一个炼油厂击垮了。

　  记者：在煤化工领域，目前煤制气经济性很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中民：煤制天然气牵涉到二氧化碳排放，经济性、能量效率、耗水量等都需要慎重论证，总体上不具备全国性推广意义，但对于保障西气东输的气源供应安全是有用的，特别是在富煤地区。考虑到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为保障我国天然气安全，应发展煤制气，但这更适宜于在管道沿线特别是方便进管线的地区、煤炭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开做，不宜安排太多煤制气项目，否则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