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通知后，我们从全省各地市的各行业中挑选代表，有鞍山、本溪的钢铁工人，有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人，有沈阳的重型机械、军工企业的工人，有大连、锦州的造船、机车工人，有辽阳、丹东的轻纺工人……特别是那些建国后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劳模、老工人，由这些工人组成了全国的代表团之一：辽宁省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
到北京后，辽宁工人代表团住进了北京饭店，这在当年可算是北京最高级的宾馆了。对于常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工人而言，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接着，中央又通知说，毛主席邀请部分省市的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给了辽宁一百个名额，还有二十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消息在辽宁代表团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进中南海的辽宁工人代表，就住一中队的营房。
我当时特别兴奋，一中队是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毛主席警卫任务的中队，营房就在主席的住处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代表团一住下，我就立即赶到一中队驻地去看望大家。
一进院子，辽宁的工人代表们就把我团团围住了，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开天辟地以来，谁听说过，一个挖了一辈子煤的煤黑子，能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一位抚顺煤矿的老工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一位鞍钢的老劳模，边说边抹着眼泪泣不成声：“我十三岁就在鞍钢替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梆梆硬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在百感交集的情绪之下，许多工人代表控制不住地向我倾诉，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有的说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动了。
当天晚上，我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看主席，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把那些老工人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主席。特别是在转述鞍钢那位老劳模的话时，我甚至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主席一直默默地听我讲述，他没有不打断我，也一直没有插话。等我把话说得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摆了两下，示意我坐下来讲。我回到沙发边慢慢坐下，头脑也开始降温，逐渐冷静下来。此时，我察觉到主席并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淡。
“总理告诉我，是主席决定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的。”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总理安排，要辽宁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队营房。”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我没有吱声，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主席眯着眼睛，默默地抽着烟。我茫然地望着他，感到我们在静默中坐了很长时间。
主席掐灭了烟头，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完了？”主席缓缓地说，“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我一时转不过弯来，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主席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中央苏区？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在中央苏区，”主席说，“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主席是在责备我了。
“什么开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什么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还有什么无上光荣，你是在咒我吗？”主席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个“什么”，那的确是我刚才说过的，但怎么是诅咒呢？
我感到委屈，辩解地说：“我只不过重复了那些老工人说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句是我编造的，怎么……”
“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主席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而你，”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现在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也欣赏这些名堂，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来显摆，太不像话了，你昏了头了！”
听到这样的训斥，我才明白自己无意间已经惹得主席生气了。
主席接着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主席指了一下我的鼻子，“也包括我，”主席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
我额头渗出了汗珠，无言以对了。
“你把主仆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嘛。这是政治原则性错误！还要为自己辩解呐。”主席非常严厉地说。
冷静想想，主席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我为自己的表现深感不安，再次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主席认错。“是我错了，是，是原则错误，搞颠倒了……关系”我只觉得自己膨胀发热的头脑，被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小毛巾，伸手递给我：“记住这次错误的教训吧。”
“我会永远记住的。”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主席再次挥了挥手要我坐下，说：“你还年轻。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错误，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来喝了两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主席继续说道：“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
主席接着说：“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