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因煤电双方价格分歧过大，五大电企一单未签，致使合同量不足50%，导致一些地方煤炭交割受阻。由此，出现港口煤炭库存上涨，电厂存煤下降。据统计，直供电厂电煤库存已由11月末的5000万吨（可用天数27天）快速降至12月末的4300万吨（可用天数23天）。电企靠前期积累的高库存与煤企博弈，虽然电厂煤炭库存下降加快，但仍属高位。一季度季节性的低电力需求也为电力企业提供了机会，在政府的干预下，国内大型煤炭企业还可能在无价的情况下供煤，电煤双方的僵持至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煤电双方出现价格争议早在预料之中。首先，订货会的形式本身就有待商榷；其次，在能源价格大幅波动的形势下，期望订货会能够达成有价的合同是不切合实际的。煤炭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的形式，对于煤电双方增进了解、政府部门协调运力有一定帮助。但是，在当前能源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期望在年初就锁定有量有价的合同不切合实际，对煤电双方来说都存在很大风险，对电力行业尤其如此。电价影响到国计民生，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把电的定价权完全交给市场有一定难度。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电力市场化改革未到位的情况下，目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切实推进“透明的”和“有限制”的煤电联动是解决煤电矛盾的有效手段。
煤电联动政策始于2004年年底。联动方案规定，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便相应调整电价；如变化幅度不到5%，则下一周期累计计算，直到累计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再进行电价调整。虽然煤电联动的本质仍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的自动调整，但它是现阶段一条联动煤炭和电力行业的重要纽带。“透明的”煤电联动可以为煤电行业提供一个相对确定的商业运行环境，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应该认识到，煤电联动不是一个市场定价制度，因为它不是符合条件就自发联动，只是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措施。目前的做法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宏观条件以及其它情况综合考虑是否联动。即使按规定煤电联动，仍是典型的政府定价。
当初在煤电联动机制建立时，对它的预期是：持续的煤炭价格上涨将一步步迫使政府走进“煤电联动”的困境，因为涨电价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和谐，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事。但是，煤电联动机制建立之后出现的更大问题是煤电不能联动，受通货膨胀等多种宏观决策因素的影响，2008年的煤电联动并未如期执行，直接造成电力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和装机充裕情况下的局部性缺电。
这样，作为一个政府定价机制，煤电联动目前不为人们尊重。
当然，2008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也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不实行联动。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基本改变，政府有必要尽快恢复煤电联动的权威性；否则，计划电和市场煤的矛盾将影响煤炭、电力行业的生产和供应，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如果价格风险预期不明确，煤企和电企就必须博弈，甚至与政府博弈、与消费者博弈。问题是，不能让煤电的价格博弈影响经济运行。有效推进煤电联动，需要有透明的规则，并且政府严格按照规则执行。如果政府认为在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承诺严格进行煤炭联动有风险，建议实行“有限制”的煤炭联动机制，即上网电价按规定联动，政府通过补贴电网来把握可接受的终端电价调整限度。中国电网只有两家，都是国有，补贴的方式可以比照石油补贴，应该比较容易。联动周期也可以根据市场变化适当调短，这样，就像成品油价格一样，至少上网电价是可以有上有下。以前政府定电价，基本是“只上不下”。如果“煤电联动”后还是只上不下，就无法向公众解释：为何煤炭上涨的时候需要涨电价，煤炭价格下降时不能下调电价。有限制的、透明的煤电联动机制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
政府对电价的管理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严格对电力企业进行成本和价格的监管，二是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维持相对稳定的电价水平，可以运用直接补贴，完善补贴的设计很重要。大多煤电企业都属国有，政府可以加大对煤炭资源税和企业合理税利的征收，用来补贴应该受到补贴的电力消费者，这在发达国家也是有的。
从经济学理论看，中国目前的能源和环境的许多问题（还有其他，包括春运问题），都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解决，价格足够高（或让价格反映成本），需求就下去了。但是，从其他角度看待价格问题，会有很不同的结论，之所以政府定价，就是要解决平衡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为这个平衡付出太大的代价。
现阶段要走出“煤电联动”的困境，仅靠“透明的”和“有限制”的煤电联动可能还不够。要保证煤价、电价按时能联动，就不能出现类似2008年上半年煤价增长过快的情况。因此首先必须使煤价不能过快地上涨，电煤价格管制显然不是好办法。对解决问题的作用不大，还会造成扭曲。如果政府不直接干预煤价，那就必须从降低煤炭运输成本，或者增加煤炭产能，造成煤炭供应相对宽松。
其次，在特殊的情况下，即当煤价出现2008年上半年那样的“疯”涨，可以考虑像对石油一样，对煤炭征收“特别收益金”。中国的煤炭资源基本是国有的，产量相对集中，以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为主。2008年，全国煤炭产量大致是27亿吨，其中神华集团、中煤能源(601898,股吧)、大同煤矿等35家大型国有煤炭企业产量超过1000万吨，神东等13个大型煤炭基地产量超过了20亿吨。因此，对煤炭征收“特别收益金”，即通过测算煤炭资源的成本、各种费用以及利润空间，保证留给企业足够的收入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开支后，计算出特别收益阶段。煤炭“特别收益金”提供了卖多而不是卖高的动力，可以缓解煤价上涨的压力。政府还可以用“特别收益金”的收入建立特别基金来稳定电价，避免电价大幅度波动。
缓解当前煤电价格矛盾，还可以由煤电企业双方自主确定合同期，例如根据市场变化按季度确定价格。运力是左右煤价的很大一个因素，运输成本占煤炭成本的很大比重。更科学规划、设计运力，提高铁路运输效率，使运输更好地配合市场，对缓解煤电矛盾有很大帮助。
当然，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改革电力定价机制，推进电力市场改革，使电价能充分反映煤电成本和市场供需，提高发电用电效率。建立透明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理清电力企业的成本，可以清楚地让消费者知道电价形成的每个环节，并明确哪些是由财政补贴的、补贴了多少。这样，公众可以清楚煤电企业的利润来源和利润幅度，从而也就能够接受煤电价格上涨和下调的事实。上述办法都应该是过渡性的，市场化改革才是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