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职于沙索(Sasol)集团超过25个年头的John Armstrong无疑是目前沙索中国区总裁位置的最佳人选。John能在10个半小时内跑完89公里双程马拉松，而沙索在中国的煤炭间接液化(CTL)业务，从初次接洽，迄今已近10年，尚未获批——沙索要赢得这场耐力赛，迫不及待。

    尽管2008年3月被总部委派至中国之前，John并不了解这里。唯一的联系是：以前在沙索油品公司工作时负责和日本三菱集团的业务，John每年自南非飞往日本若干次，途径中国香港。这没有减弱中国同事对他的期望，他们为John起了一个颇有寓意的中文名字：庄思强。

    这暗示出沙索中国员工对这一在华合资项目的强烈意愿。成立5年来，北京办事处“令总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庄思强这一批中国区高管履新前，沙索的中国管理团队屡次动荡，庄的前任安瑞德 (Andre Deruyter)2006年初赴任时曾举家迁往中国，一年半之后，又举家迁往欧洲。

    10年以来，国际舆论对沙索和中国神华[23.96 -0.75%]集团CTL合资项目的评价从未更改：天作之合。经60年磨砺，沙索已成为全球唯一成功商业化运行间接CTL项目的企业(详于Gemag.com.cn查阅《沙索东游记》)，如今，其CTL业务支撑着南非28%液态燃料的需求。沙索与中国之间的根本联系在于资源禀赋的相似：煤炭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约为70%，而在南非，这一数字是80%。从国家能源安全角度看，在中国发展CTL事业，有改变能源格局之重大意义，1990年代末，正是中国政府首先向沙索表达出合作意向。

    一边是毋庸置疑的技术与经验，另一边是强大的需求，双方为何不能一拍即合？自2004年初，沙索和神华签订合作意向书至今，仍处于可行性研究完成阶段。

    坦白说，大型能源项目的合作谈判耗时10年不算稀奇，就沙索神华项目来说，却是一场夹杂了政府意志、中西方对立的商业思路，乃至能源业变局的多重博弈。种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延缓了沙索神华项目的进度，但真正让该项目陷入困境却不是速度本身，而是一种不可预期的恐惧。

    “我最近经常在跑步的时候想，中国的项目，就像用DVD播放机看电影。”庄思强对《环球企业家》说，“但是遥控器上只有快进和慢放，却没有正常速度播放键。”

    事实上，庄思强执掌沙索中国以来，项目推进速度的确快了很多。对神华宁夏项目可研报告的预审会是在去年年底，正值发改委要求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之前，所有工作都集中在那段时间完成，中国团队很多员工没有休圣诞假期，一直工作到虎年春节前。与本刊见面后的第三天，5月21日，庄思强率领沙索聘请的中国顾问团队成员飞往南非总部，与沙索公司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就项目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沟通。两个月内，发改委组织的专家团队将对这份报告进行正式评审。

    但此前的漫长岁月却频遭变数。2004年，沙索在华的合作意向本包括与宁煤集团合作的宁夏项目，以及与神华集团合作的陕西项目。随着次年宁煤并入神华，沙索的合作方由二合一；2008年，中国政府开始整肃2005年前后集中出现的良莠不齐的CTL项目，陕西项目因此被叫停，沙索的在华项目只剩一个。

    这个双方各持50%股权、年产约400 万吨的间接CTL宁夏项目，资本支出(Capex)预计高达80亿美元(如成行，将造就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合资项目)，至今仍命运难测。2010年3月，有消息称，中国或将以本土技术替代沙索技术，加快中国间接CTL项目的进程。

    可想而知，对于任何一个跨国公司来说，一个耗时如此之久、且所在区域没有其他业务支撑的项目，很难向董事会交代，何况沙索还是一家在约翰内斯堡和纽约上市的公司。本质上，和壳牌、BP等拥有丰富全球化运营经验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沙索更像一家保守、谨慎的南非本土公司，这增加了它的困惑。

    在下文中，沙索从1990年末以来的中国旅程将被空前挖掘，那些延缓进程的力量将被一一展现。

    庄思强和他的团队无暇回顾，沙索在华合资项目不能再有任何耽搁。“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使项目尽快通过审批。”庄思强说。庄的任期是三年，现在，他打算申请延期。

    错失良机

    沙索在华合资项目进展之缓慢，部分原因是“前期工作有些慢了”，沙索顾问团队成员理解庄思强的焦虑。

    其实，早在1997年，中国便开始关注沙索，起因并非石油价格暴涨，而是亚洲金融[2.90 -0.69%]危机导致的国际煤价大跌。当时中国出台了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煤炭出口运费和港杂费等一系列刺激出口的政策，但煤矿企业仍因亏损而不愿出口。于是，解决煤炭出路问题成了中国煤炭部案头的紧要任务。

    此时的沙索已建成三条CTL生产线，并正按照年处理4000万吨左右煤炭、产出约700万吨石油的产能平稳运转。据一位供职沙索超过10年的员工回忆，90年代中期，沙索曾计划以煤气化[16.15 0.94%]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因为我们知道CTL投资巨大，风险大，没有国家的支持很难做成。”

    但中国看重的却是CTL。1981年开始，中国决定以煤代油、压缩燃烧用油量。国务院用省下来的资金成立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以进行能源建设。到了1998年，这笔资金已成为20亿元煤替代基金。换句话说，CTL的发展成本并不是中国的难题。但此时，国际原油价格跌至10美元，CTL前景模糊。直至2000年春节，时任煤炭部部长的张宝明专门组建五人团队来沙索考察。其中包括时任北京煤科院院长的张玉卓，中煤的经天亮，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工程师史士东，和一位河南省平顶山集团的高管。两个月后，叶青也来到南非沙索总部，但这次他的身份从发改委官员变为神华集团高管。

    不对称的感受从一开始便出现了。中国企业蜂拥而至，但沙索“那时候感觉中国很遥远”。当时的沙索已疲于接待，这给史士东留下很深印象：“因为去的人太多了”。

    然而，在2002年，油价开始飙升，敏锐的沙索不肯错过中国机会。这年春节前，沙索一行四人在未与中方政府“打招呼”的情况下，从香港入境，用三周时间，辗转上海、北京、河南、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地，考察曾与他们接触过的企业。回到南非，这四个人写了一份报告，关键句是：中国是真的要做CTL项目。

    好时机果真到来了。随着中国与南非的外交关系渐入佳境，2002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来到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参加全球可持续发展会议。出于国家能源安全考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特意与沙索高层见面，表达合作意愿。在一次圆桌会议上，朱基对在座的南非各公司高管明确表态：我们需要沙索的技术。而代表沙索参加这次会议的，正是马拉松健将庄思强。“朱基的魄力还是很大的。”一位沙索员工回忆道。

    来自中央政府的“非常明确的信号”令沙索信心大增，同时，这也意味着毫无头绪的企业洽谈行为将就此终结。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离开南非之前，双方明确合作意向。沙索表示自己期待与具有较大规模、较强融资能力、较多大项目执行经验的中国企业进行合作。当时，中方相关人士承诺，回国后会挑选一两家公司与沙索合作。

    不想，沙索这一等，便等了15个月。事实上，这段时间对双方来说都十分难熬。沙索难在毫不知情，中国政府方面则难在要选出合适的合作伙伴，首先要梳理国内大大小小煤炭公司之间的关系，本土公司们已暗自剑拔弩张。坊间传闻说，从发改委调任神华的叶青，将20亿元基金转到神华的行为，曾激起地方政府及企业的不满。

    很难说，这次等待是否令沙索错失进入中国的最佳时机。以当时国际原油价格的高涨，及中国出于能源安全寻找储备的急迫性，如果能在2003年开始谈判，或许日后进程不会那么慢。

    尽管无法假设，但这次漫长的等待，使沙索没有及时消解对中国的陌生感，而且增加了些许不安。从合作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个良好的初始心态。

    2004年1月，沙索终于难捱等待，到中国面见发改委能源局相关领导。此时，中国发改委已协调组织了包括神华和宁煤在内的中国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对外谈判工作组，拟与沙索进行针对性的合作意向谈判。此后8个月，沙索和两个合作伙伴的谈判是在“天上进行的”，“我们周末飞出来，礼拜一开始谈，谈四五天，然后飞回去。过三个礼拜，他们再飞过来谈。”一位参加谈判的沙索员工回忆说。

    2004年9月，沙索终于与中方两个企业分别签订合作意向书。次年3月，沙索北京办公室设立，员工只有两名。但在南非，第一阶段的可研同时展开。

    陌生人

    技术与经验始终是沙索对外合作的重要筹码，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似乎也从未减少。2006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南非会见沙索公司总裁的照片，镶嵌在沙索北京办公室的墙上。时任发改委巡视员的吴吟先生，神华煤制油公司总经理张玉卓等人也都参加了沙索北京办事处从燕莎中心搬到佳程广场的小型仪式。

    但无论2004年的合作模式谈判，还是始于2006年的商务谈判，双方从未感到进程顺利。

    对于技术与经验的认知上，双方本无异议。2007年底建成竣工的神华煤直接液化(DCL)项目曾因恶劣的寒冷天气将投产时间拖延至2009年12月18日。近两年的项目停滞耗资巨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沙索利用经验处理问题之迅速和低成本。2007年沙索投产的全球第一家卡塔尔天然气制油项目，一经试车就遭遇催化剂破碎导致终端产品含有催化剂粉末的障碍。据沙索在南非已有的运行经验，通过对装置设备、运行方法的调整，问题在6个月内解决，且耗资较低。“在这么大的工程上做调整，难度很大。这也是我们经验优势所在。”沙索合成燃料国际有限公司液化项目经理马立群对本刊表示。“沙索重要的就是经验，要从技术本身，我们已经达到他们的水平了。我们需要他们的经验和对大项目的管理能力。”原中石化高管刘文龙说。

    问题在于，与普通化工项目不同，煤制油前期投资巨大，资本回收周期长达数十年，天然的风险性随时会制约CTL的发展。而在长期的CTL商业运营中，沙索形成了极为谨慎、预警机制灵敏的企业风格。

    多种迹象显示，中方合作者难以忍受沙索的“拖沓”与“傲慢”。在沙索员工看来，所谓“拖沓”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利益出发点不同，二是决策方式的迥异。

    沙索在修改可研报告时也曾想过采取与神华相似的方式，只聘请中国公司参与执行。这样，借助中国公司对于本土的了解，进程会加快。但当沙索与对方坐下来商谈时，却发现“快”并非只因为对方了解中国本土：“他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沙索的体会是，中国的可行性研究，目的是争取拿下政府审批。但沙索首先要对股东投资负责，不惜一切评估项目的一切风险。因此，沙索提供的可研报告更接近一份前期设计计划，通过对尽可能多方面的考量，绘制一份项目蓝图。当然，这在客观上导致沙索行事过于细致，延误时间。

    不妨认为，沙索和中国之间的陌生感是个常态，很难以对错来评判。以沙索的经验，CTL这类商业项目的决策权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团队，具有高度排他性。但在中国，政府的角色相当重要，决策机制复杂：可能是一个人传递决策信息，但背后是一个整体的决策过程。

    去年12月，宁夏发改委主持了沙索预可研报告的预评审，按照政府习惯，业内众多专家、设计师被邀请参评，对技术各方面进行审核。“那真是一个庞大的项目预审。”庄思强事后回忆说。

    如前文简述，庄思强不会忘记这段时间的疯狂感受。沙索在华合资项目规模和投资巨大，发改委要求沙索和神华必须在12月交出预可研报告。除了编写，还需大量的修正和翻译工作，同期要参加沙索总部的各种会议。“还有我小女儿的毕业典礼⋯⋯我不得不来回地飞！真是疯狂！”庄思强一边说，一边用手在桌面上比划着南非和中国之间的那些折线。

    创业者

    事实上，沙索过于谨慎的行为方式也使其不能像其他跨国公司那样，在中国市场披荆斩棘。他们不了解在中国做生意的方式，在谈判及与政府各方面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够灵活。

    在2007年之前，不够灵活是业界对沙索中国的普遍评价。现任沙索合成燃料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的徐海龙当时供职于壳牌中国，负责洁净煤业务的开发。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当时的感受是：这个项目进度缓慢，症结在于沟通。

    实际上，沙索总部选择庄思强执掌沙索中国，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2008年以后，庄思强展现出他为沙索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以更灵活的处理方式做出最快反应。

    灵活反应在细节上，去年评审会前夕，按常理，用中文拟定的预可研报告需要总部相关技术人员用英文给出核实意见，并加入中文版本中。双向的翻译徒增工作量，甚至可能延误报告的递交期限。经庄思强协调，对预可研报告提出修改意见的工作交由沙索中国的中国员工完成。这切实提高了沙索中国的工作效率，报告如期上交。

    所谓灵活，还包括设置专家顾问团这类创举。

    入职仅半年，徐海龙就拿出了解决方案以解决沟通问题——沙索聘用业内专家组成顾问团。其作用是：帮助沙索总部的高管、沙索中国的外籍员工理解中国，以及降低沙索中国与总部的沟通成本。依赖徐以往积累的人脉，专家顾问团的成员名单很快敲定，且颇具说服力：目前顾问分别是来自国际能源公司、中国央企的退休高管及相关院校、行业的专家。对沙索总部而言，在中国运营多年的国际能源公司的建议更有利于他们做出决策。

    5月21日，该顾问团首次飞往南非就可研报告的最终修改与沙索本部沟通。顾问团成员对本刊透露，此行目的是说服总部接受对于产品优化、项目投资以及项目环保性等方面的修改，以便在不影响甚至提高商业价值的基础上，满足中方需求，以推进项目的审批。现在看来，效果积极。庄思强有信心说服本部对沙索中国释放更大权力。

    除了行为方式，沙索还着意增加了本土员工的比例。据沙索中国的人力资源总监介绍，在沙索中国目前32人的中层以上管理层中，本土员工数量为15人。“多元化的员工会给我们增加活力，让我们更便捷地认识中国。”这得到了顾问团成员刘文龙的认同：“本土人才成本低，也了解中国国情。所以效率就比较高。完全让老外来，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现已退休的刘拥有近二十年国际合作经验，在他看来，跨国公司在华收益与其行为方式直接相关。

    从哪个层面来看，沙索中国团队目前的心态，都像个怀抱希望的创业者。但对庄思强来说，创业气氛不足以帮助沙索快速推进中国业务：“我对力所能及的事情很有信心，至于控制范围以外的事情，只能多加努力。”

    影响沙索神华项目的因素早已超出个人预期。首先，是政府决策的复杂性。2006年，沙索曾提出过CTL项目的CO排放问题，但未引起重视，如今，中国在碳排放方面承受的压力已成为沙索在华合资项目的又一不确定性因素。沙索为此研发出包括降低20%排放量、以地质续蓄辅助开采原油等预案，能否有机会在中国实施仍不可知。“我们不能低估政治决策为我们带来的影响。”庄思强说。

    此外，进入中国5年的沙索仍难理解中国文化的客套，徐海龙说，“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中方的朋友答应了要帮忙打个电话却迟迟不打。你反复催，还把人家催烦了。”

    而且，和上世纪末相比，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途径也多了诸如海外资源收购、跨国界油气管道运输等备选项。“中国的能源安全迫切需要解决，但是已经不像七八年前那么迫切了。”一位跨国公司高层对本刊表示。而且，2010年3月5日，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公布的该自治区发改委资料显示，神华集团正在推进国内自主研发的CTL项目，但显然并非沙索的技术支援。同时，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自主研发的间接液化技术也已进入大型试验阶段。

    最重要的是，间接CTL项目需要的市场前提是，国际油价在40美金以上，目前日益走低的油价可不是个好消息。而从长期看，中国对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限定，也约束着沙索在华合资项目未来盈利能力。

    尽管有诸多不可控因素，沙索中国还是吸引了不少拥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职员。原因何在？个人价值的实现。沙索在华合资项目一旦建成，将成为世界级间接CTL项目。201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CTL大会上，世界范围内对沙索在中国的间接CTL项目的关注或可解释该项目的标志性意义。因此，作为能源化工行业的从业者，能参与并促成这一项目，将成为个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

    如同命中注定，沙索团队的创业精神，生长于各级政府机构，能源业格局，合作伙伴所共同勾勒的复杂关系图谱中。“我来中国之后，最大的挑战是弄清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很复杂。”庄思强不免感叹。但同时，他女儿的中文水平提高很快，父亲和中国朋友聊天时，她可以充当翻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