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您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意味着“去产能”吗?如何定义煤炭行业的落后产能?
冯跃：供给侧改革就是为了优化产能结构，实现更加有效的供给，就是要去掉低效、无效的产能和资产。
政治经济学里有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企业的质量和效益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才有利润，才有剩余价值。对煤企而言，和煤炭行业的平均水平、先进水平对比，就可以看出企业所处的水平。在现有水平上，如果未来无法进一步提升，就需要找出短板，重新调整资源配置。
重庆能源集团今年就定了一个标准，如果煤矿存在亏损或安全生产不达标就要立即停产。停产之后待政策细化，再制定人员分流安置方案。
记者：去产能过程中，如何避免出现类似于煤电机组“上大压小”式的产能扩张?
冯跃：去产能过程中，国家要有分类指导，如在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对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给予政策支持。而对那些经济发达但没有资源的地区，就要通过国家网络来配置，在政策上要区别对待。
记者：在落实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过程中，煤炭企业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冯跃： 我现在最关心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人员安置问题。因为煤矿相对封闭，距离城市较远，矿工受教育程度偏低、年龄偏大，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较差，再就业较为困难。在人员安置上，能否考虑采用提前退休的政策来安置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政府能否在职工再就业方面提供服务或帮助，或者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建议由政府组建一个机构，把煤矿企业那些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托管起来，为企业松绑。
二是煤矿社会职能移交问题。中央在上一轮国企改革时就提出了剥离煤矿企业办社会职能，但由于没有具体的要求和操作政策，进展缓慢。我希望在这次“去产能”中，国家能明确煤炭企业的社会职能移交等一揽子事项。
三是关于“去产能”企业的负债问题。煤炭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 “投改贷”后，企业和银行长期结下不解之缘。上一轮国企改革时，国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重组了一些当时被认为不太好的资产，但后来也都赚了钱。像国有煤炭大型企业，应该更多在资本市场上获取直接融资，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科学管理。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还应该研究支持这类大型企业的政策。重庆地区能源资源紧缺，经常拉闸限电，前几年我们也投资建设了一些小煤矿，几年下来刚好建成，但马上就要面临退出。希望国家通过银行债转股、债务核销或者债务缓延等方式给予一定政策照顾。
记者：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加强奖补支持，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的专项奖补资金。您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有什么建议?
冯跃：专项资金使用细则还没有出台。在奖补政策的试点上，我觉得从十八大以来，主动推进“去产能”的企业或项目都应该纳入进来。 从2013年开始，重庆能源集团就已开始认真调研做去产能方案，2014年开始实质推进去产能工作。截至2015年已关闭8个煤矿和2个小火电厂，2对生产矿井暂停生产，2对在建矿井停建，淘汰落后产能383万吨，减员分流1.98万人。现在要消化这些成本，只能依靠负债。所以我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时，应支持主动改革、提前行动的企业，对地方积极主动、提前加大去产能力度的行动给予更多支持和奖补。
同时，应充分考虑全国煤炭企业在资源赋存上南北差异较大，开采成本不一，南方煤矿普遍赋存条件较差，断层多、煤层薄、瓦斯灾害严重，因此工效低、用人多。建议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适当兼顾南方煤炭企业的实际，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