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煤一半是用来直接燃烧，其中一块是散烧煤，替代这些散煤是‘十三五’的实际工作，要实现用电、气、余热替代散煤不少于一亿吨。”这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6月16日举行的第七届地坛论坛上提出的重要观点。

散煤污染阻碍低碳发展

杜祥琬指出，向低碳转型是我国的必由之路，而“十三五”期间是我们低碳转型的关键期，要节能、提效，改变粗放、高耗能的发展方式。

权威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的总能耗是43亿吨标准煤，国家确定的“十三五”目标是50亿吨标准煤以内。当前我国能效比较低，能源强度比较高，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

“我们国家的单位能耗还有相当大的降低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还要做好去产能、去库存，防止新的产能过剩。”杜祥琬说。

杜祥琬认为，我国要实现低碳转型，就要“减煤”，煤炭的消费总量应在“十三五”期间见顶。煤炭消费总量的天花板应在40亿吨以下，这既是经济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大气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

“散煤替代是‘十三五’期间的实际工作。”杜祥琬说。这意味着，一是要实现45万台燃煤炉的替代，二是要实现气、电、余热的替代，而从数量上来看，“十三五”期间应能替代散烧煤不少于一亿吨。

据估算，我国燃煤中约有20%—25%是散煤，每年消耗量大约为6亿吨至7亿吨。虽然数量不大，但是其产生的污染却非常严重。

数据显示，一吨散煤燃烧的污染排放量是火电用煤的5-10倍，在极端气候的条件下，使用散煤所产生的污染可以达到污染总量的40%左右。散煤燃烧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一个难题，成为我国低碳转型必须克服的障碍。

清洁能源替代诸多难题待解

这已经不是杜祥琬院士第一次强调用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在5月份举行的低碳城市与新能源发展论坛上，杜祥琬院士就曾明确表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环境污染要有高度的协同性。减少煤炭使用量尤为重要,首先是用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以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在部分地区已有成功实践。2015年底，北京市环保局通报称，通过燃煤锅炉“煤改气”，北京市中心城区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预计2020年，远郊区县燃煤锅炉改造也将完成。

但是，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一直阻碍着散煤治理的推进。

首先就是经济性的问题。

据了解，在推进“煤改气”过程中，北京市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一揽子财政补贴鼓励政策。对城六区、远郊区县分别给予每蒸吨5.5万元、13万元的补贴;考虑到相关区县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推进难度较大等现实情况，北京市发改委再给予全市2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改造固定资产投资30%的补贴。

同时，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政府已经为核心城区的38.54万“煤改电”家庭投入超过55亿元，但替换掉的燃煤数量仅为60.8万吨。如果要把剩下的300多万吨散煤全部替换成电能，总成本可能高达近270亿元。

如此高额的补贴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实在是难以实现。

而在清洁燃煤方面，其也有自身无法摆脱的缺点,洗选等加工环节造成清洁燃煤价格居高不下。业内人士直言:“清洁型煤和环保炉具价格都比较高,清洁型煤的价格要比劣质吨煤高出二三百元,没有价格优势。”

这也导致了清洁燃煤的推广困难。清洁燃煤价格高,如果无补贴居民难以接受。这又为低质散煤提供了市场空间,造成散煤治理难度大,市场难以管控。

一位不愿具名的能源领域专家对记者表示，除经济性外，对于散煤使用数量最高的农村地区来说，煤改气之后燃气的来源不稳定，煤改生物质燃料对防火的要求非常高，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在实现煤改电、煤改燃气、煤改生物质燃料之前，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合理的解决方案，否则就难以推行。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节能节能炉具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彦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从长远目标上来看，以清洁能源替代散煤是必然之路，但是这受制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就当前来看，最现实、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节能环保型炉具搭配洁净型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