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5日，克强总理在山西省太原市调研供给侧改革，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曾提出设置煤炭最低价格的建议，克强总理当场拒绝煤炭最低保护价。何故?
王显政会长是煤炭行业的老领导，德高望重。在行业内大家依然习惯地称他为老部长。他对煤炭有特殊的情感，当2014年煤炭成本倒挂，全行业亏损，他提出这样的政策建议，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以显政部长的学识，不可能感情用事。这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上都有其渊源。“为了保护竞争性的经济体系，政府需要有法律禁止诸如低成本销售等不公平的经营行为，大企业能够经常低于成本销售其产品，直到它们的对手被迫关门，如果它们不受到法律的限制，最后我们的经济将被几个企业巨头所把持。”(保罗.海恩《经济学导论》p185)所以美国有很多州有禁止低于成本销售的法令，这些法令通常被冠名为“不公平商业行为法”。管制委员会名义上是为了限制公共机构的漫天要价而设立的，但其最终推行的通常是最低限价，而不是最高限价。如美国1887年在国会设立的州际商业委员会。
那克强总理为什么不容置疑的当场拒绝呢?众所周知，克强总理是经济学博士，学养深厚。不可否认商业中掠夺性定价的可能性，但记录完备的事例不容易找到。最低价格法案，初衷是消除掠夺定价成功后的漫天要价的可能性。但确确实实抑制了竞争，带来了确定的更高价格，接受一个已知的、确定的恶，用于消除一个莫须有、不确定的恶。这当然不是总理的政策取向。更重要的现实是，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比较低，低于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的平均水平，2015年我国煤炭产业CR4(行业前4名的市场占有率)为23.6%，CR8(行业前8名的市场占有率)为35.5%。2010年美国CR4为67%，澳大利亚CR5为70%，印度CR2为93%,南非CR4为87%，印尼CR5为75%，俄罗斯CR为96%。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截止2015年末，全省共有煤矿1087座，产能14.6亿吨/年，七大煤企占比大约是一半。既然发改委的宏观调控没有把握好行业准入的门槛，正需要残酷的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理论上的寡头垄断，不可能形成。那么，以保护竞争为名的最低价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落后的竞争者。276个工作日一刀切的调控政策事实上也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或许将来也会对煤炭有最高限价呢?这是由我国的电价形成机制决定的，计划电价和市场煤价的矛盾长期存在，由于我国工业用电的价格是美国的2倍，既不符合制造业强国战略，也不利于减轻居民的用电负担。而电力行业处于垄断地位，市场对电力企业形不成激励和惩罚，就导致了对煤炭行业的最高限价。
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商品的价格和提供商品的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对某些企业就是潜在优势的源泉，当人们发现这一差额，并试图从中获利时，供给就会增加，价格就会降低，最终填平这一差距，需求曲线不断下移，边际成本越来越接近价格，边际成本递增和价格递减叠加，直到企业的经济利润为0，这就是煤炭行业竞争的结果。这个竞争结果会持续存在，因为煤炭企业是重资产强周期行业，退出的沉没成本巨大，没有人会轻易“割肉”，多数人会选择等待下一轮周期。又由于煤炭是同质化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可能有比较大的差异化需求。所以，成本优势就是竞争优势。
产业融合理论为煤炭企业的竞争提供了理论指导，神华集团从煤炭开采开始进行全产业链整合，煤炭--铁路--港口--海运--电厂，把外部交易成本变为内部交易成本，摩擦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在煤炭行业中独占鳌头。同煤集团以坑口为核心，建立了塔山循环经济园区，在煤炭、电力、甲醇、建材等园区所有产品中，通过成本协同实现了综合成本的最低化。不管是纵向一体化的“神华模式”，还是园区化的“同煤模式”，背后的逻辑都是最小化相关产品的边际成本，甚至是0边际成本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值得研究的是对企业的成本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局限于单一会计主体和单一产品，需要引入价值链的思维进行成本协调。
竞争是创新的源泉，创新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