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平衡这种情况，中国正在积极投资可再生能源，为非公共部门改变其消费文化建立经济激励措施。中国已经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投资国。2015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太阳能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它还投资了4000多个涉及节能和结构调整的项目，并通过上网电价（TiF）和低息贷款支持可再生能源生产商。中国计划到2020年再投资3,600亿美元，并努力实施“巴黎协定”中的目标。
尽管有这些努力，中国仍面临着影响政策实施的无数矛盾，以下将分析：市场力量，技术制约，社会稳定和物理环境等相关的制约因素。
一、市场力量
首先，由于煤炭价格低廉以及相对稳定的电网采购价格，近年来火力发电的利润率有所上升。这可能在近期会刺激私人资本再投资于煤炭生产，而不是可再生能源。
其次，在中国，“ 交叉补贴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复杂网络，意味着工业能源的实际成本可能低于应有的水平”。中国工业严重依赖煤炭，并且没有与其他能源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这将“需要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管理中国的能源消耗 ” ，这对新能源市场来说存在不利因素。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 污染或违反环境法规而支付额外费用，比实施节能解决方案更便宜。
二、技术制约
技术限制是阻止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过去几十年中，可再生能源技术得到了指数级的改进，但目前这些技术与基础设施之间仍存在差异。这不仅是可再生能源发展中涉及的技术问题，而且也是这些新能源所需的适应性问题。
在中国，“ 电力调度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匹配 ”，因为它们“受到传统的电力交易方式的影响。”例如，新疆在2016年损失了38％的风电能源。全国范围内的风电弃电量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增加。此外，中国工业企业依靠煤炭而不是电力来维持日常运营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
中国能源生产，要求更多的技术改进。但市场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已远远高估实际情况。
社会稳定
向“绿色低碳电力体系”过渡也面临着的社会折衷。绿化中国的的先决条件是要有适合的社会生活环境。事实上，这个国家能源概况的迅速转变可能不会被社会模式所遵循。
例如，建立新的电力能源结构和电力完全市场化，可能导致居民用电价格飙升。目前，中国居民平均电价，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中国的住宅电价为0.074美元/千瓦时，不到经合组织平均水平0.158美元/千瓦时的一半。电力部门价格改革将直接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响其购买力和储蓄。
此外，政府关闭煤电厂以实现污染减排目标的决定存在两个主要缺陷。一方面，这导致当地持续的高失业率和恶化的生活质量。去年冬季在北京附近对煤电厂的强关以及对住宅燃煤供暖系统的禁止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既加剧了失业压力，也使农村居民在寒冷的冬季无法为家庭供暖。
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自上一次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一直负担着公共开支，他们薄弱的收入来源无法弥补财政赤字。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煤电产业另一个收入来源，只会激励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债务。
环境适应力
向清洁能源过渡的积极成果显而易见。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影响：地理适宜性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再生能源取决于良好的地理位置，其中发电潜力超过安装和运营成本。例如，在中国，这种情况已变为发电厂在特定地区的集中 - 例如风能和太阳能，分别在草地和沙漠更有利 - 这对已经遭受土壤退化，侵蚀和水资源匮乏的地区会造成二次“损伤”。
尽管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有可逆的影响，但其集中的生产和安装规模加剧了上述问题。中国可再生能源，越来越依赖退化土地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绿色转型存在物理危害。
展望未来
向“绿色低碳能源体系”过渡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取的。然而，中国通过引入更加环保的技术和改革经济模式，面临着结构性制约因素，其中最显着的是清洁能源投资的盈利能力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能力。
所谓的“能源革命”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摆脱其以煤为基础的经济地位。工业和市场力量在确定煤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的持久性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确实对解决中国周围的紧迫环境问题至关重要。
但正如上面说讲，这种复杂的过渡必须小心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