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王君曾在今年9月底的一次论坛演讲中，称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已进入现代化大矿时期。但据财新记者了解，山西煤改仍难言彻底“收官”。由于煤改补偿款不到位以及“失矿”农民利益补偿缺失等问题，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日益严峻。农民盗采盗挖的“黑口子煤窑”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自2008年推行煤炭资源整合运动以来，山西矿井数由2600座减少到现在的1053座，压减比例高达60%。如今，30万吨/年以下的矿井全部淘汰，保留矿井将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从这一层面看，山西煤炭确实已经告别“小煤窑”，迈进“大矿时代”。
财新记者了解到，在山西临汾市的汾西、洪洞、乡宁等地，“黑口子煤窑”一直未能绝迹。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国有大矿周边还有一些“黑口子”，“他们偷盗国有矿的资源，盗采的资源依靠‘地销’，主要流向本地的发电和取暖需求。”由于盗挖盗采问题，8月23日，山西省昔阳县西庄村村民还曾与采矿企业发生了大规模“村矿冲突”。
上述人士对财新记者评论称，“从技术层面讲，大矿时代是比较好；但从产权保护和民生讲，那简直是噩梦。很多补偿款没有兑现到位，农民失去就业机会。私挖滥采的‘黑口子’回潮，足以说明‘煤改收官’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
在资源整合前，矿区大部分农民的生活基本依赖于煤矿。现在，农民们逐渐被煤矿抛弃。2010年10月，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政协委员、乡宁县煤运公司办公室主任郝百成、干部杨振平曾致函市政府，要求关心资源整合后煤矿周围农民的生活问题。“60%的资源整合主体单位与原私营煤矿矿主因价格悬殊太大迟迟不能接管，有一少部分虽已接管但只流于一种行式，只签了资产转让协议，至今，煤矿不能复工复产，当然也谈不到改造和提升产能。有40%的矿开始复产，但与周围农民脱离劳务关系。”
在前述情况反映中，郝百成和杨振平称，过去在私营煤矿开采过程中，矿主与周围农民都保持着一种潜规则，即当地农民用电、用水、公益设施、学校用煤等都由煤矿承担，村里主要劳力基本上都在煤矿务工收益，生存生活全靠煤矿，原有的耕地全部撂荒，至今20多年，已失去了耕种条件。煤矿全面整合后，当地农民突然被中断了收入来源，继而带来了子女上学、生活、就医等问题。因没有收入，竟出现有两家农户合资买一袋面现象；部分农民被迫让孩子辍学；甚至停止与亲朋红白喜事的往来。这些问题让农民对未来深感忧虑。
以前，矿区农民还可以仰赖煤矿生活。如今的情况是，国有煤矿把煤挖走，税收不归地方，但地质灾害和矿区农民就业等社会治理问题，却需要地方来解决。进入“大矿时代”后，地方税收大量流失，社会救济能力严重不足。
9月20日，为保障低收入农户冬季取暖用煤，山西省煤炭厅启用了“供应低收入农户冬季取暖用煤”专用票据――为每户每年1吨，符合条件的单位或农户可持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到当地煤炭主管部门领取专用票据，凭票到指定的供煤企业取煤。山西省煤炭厅称，供煤企业凭票可免缴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但对于这一做法，有观察人士批评：号称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整合改革，一些举措却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凭票供应制度。
此外，在安全生产方面，“大矿时代”也难言乐观。山西省官方数据披露，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已由2005年的0.905下降到现在的0.187。但是，2010年3月的造成38人死亡的“王家岭矿难”，以及今年9月16日造成10人死亡的“元宝湾矿难”，都打破了国企安全的神话。实际上，在资源整合前，已有专家警告称，以后违法违规生产的主体、出事故的煤矿，将由过去的小煤矿转向国有大矿。
今后两年，将是山西省历史上矿井建设规模最大、投资强度最高的时期，仅今年在建和新开工的各类煤矿项目就有600多个，涉及产能6亿多吨，当年要完成投资750亿元，约占全省计划投资总额的10%。依据估算，资源整合结束后，在接下来的煤矿技术改造中，山西尚缺超千亿元的资金缺口。由于煤改对民间资本的“伤害”，山西进入“大矿时代”后，技改和投资资金的融资问题将是另一重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