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矿区有数十年历史的大煤仓。 站在牛头山火车站的旧址前，58岁的邵根喜背着双手，沉默地看着四条铁轨之外那座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高大煤仓。曾被称为“十里矿区”的长广煤矿（又名牛头山矿区），如今除了这座老煤仓，已经很难找到昔日工矿重镇的辉煌印记。
1957年浙江省委决定恢复长兴煤矿，发展煤炭生产，以缓解浙江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最初筹建处设于杭州，就在城南的梅花碑，1958年，浙江长广煤矿公司成立，办公地点才随之正式搬到矿区里。高峰期，长广煤矿每年的产煤量占当时浙江总耗煤量的三分之一。
这个月的26日，是已闭矿6年、被称为“浙江最后一座煤矿”的牛头山矿区正式移交安徽广德管理的最后期限，矿区内最后的247户居民也将全部搬迁至我省长兴县煤山镇生活，这意味着，长广煤矿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从小在矿区长大，又在长广煤矿工作了一辈子的邵根喜就负责搬迁的保障和善后工作，他看起来很平静，只是路过原来的办公旧址时会突然提高话音，与旧同事吃饭时总念叨着要去看看早已退休多年的老领导。几乎与煤矿同龄的人，内心的百味杂陈早已不在脸上。
60年前，第一批职工是“全国统招”
据《长广煤矿志》记载，因矿区地处浙江长兴和安徽广德交界，故各取头一字称“长广煤矿”，曾使用代号“588煤矿公司”，是浙江省三大国有企业之一。有数据显示，1987年长广矿区户籍在矿的常住人口为36493人。而在长广老职工口中，这还不是最高数字，峰值时期长广有职工1.8万人左右，算上职工家属、子女等应超过5万人。这已经远超当时一个普通镇级标准的人口规模了。
今年76岁的陈宏昌是长兴水口乡人，1967年5月进入长广，是长广煤矿第三批招收的工人之一。“当年一共招了三四千人，其中我们乡就招了100个人。”陈宏昌做了9年的井下工，回忆刚进长广的日子，他说，印象中一直在搬家，“刚开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茅草房，一间房上下铺一共住8个人。三四年后搬家，条件好些了，头上有瓦了，但脚下还是黄泥地。”1970年陈宏昌结婚，分到一间14平方米的瓦房，已经是当时人人羡慕的配置。
论起来王忠常的“工龄”更长。“我父亲原来在山东枣庄煤矿工作，1958年正在山东泰安煤炭工业学校进修，作为技术工人被调到长广。”那一年王忠常9岁，一家九口搬到了长广。父亲在一矿工作，他就在课余跑到二矿跟着大人“敲石头”：“那时候没有粉碎机，打碎石全靠人工。”
1958年9月29日，长广正规设计的第一对矿井——牛头山三号井破土动工，最初只有4名技术人员和62名新老工人，没有机械设备，没有电，就用铁锤、扁担和土筐一类的简单工具投入建设，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移交生产。至1959年底，生产了原煤2万余吨。
长广创建后的第一年年底，矿区职工迅速增加到3000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像王忠常父亲那样，拖儿带女、举家搬迁来的。长广的发展也充满着那段历史时期的印记。“当时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要大规模扩大生产。”曾担任长广集团党委副书记的汪旭玉说，当时长广的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省市区的基本上都有。
牛头山到杭州有直达火车
邵根喜带着我们去看牛头山的老站台，那条曾见证了长广煤矿光荣岁月的铁路线早已停运，铁轨被肆意生长的草木遮蔽了大半，原本平整的地面满是大坑，一脚下去积水没过脚面。
“靠近站台的两条铁轨是客运线，靠近那边煤仓的是货运线。”站在原牛头山火车站的站台上，邵根喜指着铁轨说，“我老家在江山，回老家时我就坐火车到杭州，再从杭州转车去江山。牛头山的发车时间是早上6点多，杭州城站的发车时间在下午，单程大概5个小时。货运列车则在牛头山和杭州艮山门货运站之间运营。”
当时的牛头山有多热闹？“那时候牛头山被称为‘小香港’。”虽然也有老工人回忆说，当时的牛头山就是“小上海”，但邵根喜坚持说应该是“小香港”。“我们这里服装市场起步早，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到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批发服装，再乘火车回来，当时长兴人都要赶到牛头山来买衣服的。”
最时髦的衣服在牛头山，最好的资源也在牛头山。邵根喜在长广二中就读。“高中一个年级就有8个班。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有不少教师是从北大、清华毕业的。”在邵根喜的印象中，他的数学老师就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在那个初中毕业就算“高学历”的时期，能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当老师，长广的吸引力由此可见。
上世纪80年代，是长广最好的时光，说起那段日子，老职工的话题就刹不住车。有人说，那时候光舞厅就有三四十家；也有人说三四十家夸张了，二三十家差不多，倒是理发店有百来家；有人说，那时候天天都有电影看，为了一张《少林寺》的电影票真是抢破头；还有人说，那时候姑娘们最好的归宿就是找个长广小伙……
长广电影院的外墙上，至今还贴着三张足有一人多高的电影海报，尽管海报早已褪得只剩一片灰白色，只能依稀分辨出《庐山恋》《吉鸿昌》的名字。
最后一口矿井6年前关闭
张永春在原广兴矿职工宿舍门口碰到了熟人，说起几天前各自送孩子去杭州读大学的事情。他们曾经是同事，他们的孩子以前是同学，现在又同在杭州读大学。在长广，碰来碰去都是这样的关系：老同事、老邻居、老同学。
他有些意外，老同事还住在老宿舍。“马上也要搬了，最多十来天吧。”9月26日前，矿区剩余的247户居民将全部搬迁到长兴煤山镇，张永春的老同事算是最晚一批。
“都走了啊！”张永春忍不住有些感慨，又说煤山镇也很好的，“镇上还建了个长广煤矿工业文化博览馆。”他建议我们有时间可以去看看那座博览馆，因为以前牛头山火车站的小火车就陈列在那里，“很好看的”。
从张永春有记忆起，他就在长广。1937年，他的爷爷逃荒到长兴在煤山狮子山脚下的一个小煤窑里挖煤，那时候还没有长广煤矿；到1958年，他的父亲又成了长广煤矿的第一批建设者，采了30年煤；1981年，他“子承父业”成了长广第二代矿工。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一家三代矿工的经历。“但别人不相信，说我写得太煽情。”对此张永春一直耿耿于怀，他不能接受“一点水分都没有的”真实描述，在外人看来只是艺术加工。
这样的话，张永春能跟邵根喜说说，他们同一年进的长广煤矿，又都是一家两代、三代人都扎根矿区。
邵根喜的父亲曾经是矿区的一名井长。“当年父亲负责建房子，现在我负责拆房子。”邵根喜现在是长广综服中心党委副书记，负责牛头山矿区的拆迁、安置工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长广煤矿的矿井逐步关闭，父亲建起来的井架，又在他的见证下拆除。2013年，长广煤矿七号矿井宣布关闭，这也是浙江省最后一口煤矿矿井。
我们去看了张永春说的那辆小火车，就陈列在博览馆门口，以前运煤、运客的车厢被翻新、改造成了茶吧。下雨天，并没有客人。只是对张永春他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只要老煤仓、小火车还在，那段曾经的青春岁月就显得不那么遥远。
即使长广老矿区里那些标志性生产建筑早已拆得七七八八，仍然时不时有退休多年的老职工从全国各地赶来，到矿区里转转，每一处破败的门墙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长广煤矿最美的时光，早已定格在他们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