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全球“退煤”大潮轰轰烈烈，七国集团（G7）环境部长5月21日也发表宣言，表明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停止对外直接投资煤电厂。但这番宣言并不算顺利通过，期间日本成为主要的讨价还价者，该国要求为投资禁令设置一定例外条款，又拒绝加码承诺在2030年达到国内零排放。这便反映出重度依赖煤炭的日本在清洁能源转型上速度落后于人的困境。
由于日本政府政策向核能倾斜，因此前期其他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较慢。（Statista）
虽然在多国抢占绿色能源转型先机之际，日本也提高了减排雄心，在去年宣布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又在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主持“气候峰会”之际，将2030年碳排放较2013年峰值的减少比例从26%大幅提升至46%，体现该国对于能源转型的决心。但说易行难，直至2019年，日本初级能源中仍有88%来自化石燃料，煤炭仍是三成以上的电力来源，为G7国家中最高。为什么早已完成工业化的日本依然如此依赖化石燃料？
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的角力
本来，日本的清洁能源布局开始甚早。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严重打乱工业生产后，该国就开始能源多样化进程，推进发展核能、煤炭、氢能、地热、太阳能等石油之外的替代能源。
不过，日本的能源替代政策中过于注重核能。包括环境学家饭田哲也在内的批评家形容，在核能的重点发展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过程中，日本发展出了一个以推进核能为己任的利益集团“核能村”,其中自民党政客、经济产业省官僚、各大电力公司，以及为核能保驾护航的右翼媒体，都是“核能村”的一员。
由于日本民间反核力量强大，自民党重启核能计划举步维艰。（Getty）
因此，在欧盟本世纪起出台多项政策扶持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时，日本则将重点放在核能上，2010年的可再生能源（除水力发电外）发电比例目标仅设置在1.2% 。这就导致，日本的可再生能源虽然起步很早，但由于核能享受了主要的政策倾斜，因此发展速度较慢。
当然，如果核能推广计划顺利的话，日本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无疑还是会显著降低。事实上，在2011年3.11大地震的前夕，日本核能发电已占到总发电额30%，并朝着2017年达到40%而努力。但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完全打乱了日本能源政策布局，当时核恐慌席卷全球，主政的民主党政府顺应民心匆忙推进“零核”政策，转而大力扶持可再生能源。
而无论是日本能源政策急转弯初期的青黄不接时期，还是此后自民党重新上位后重推核能却进度不如预期的角力，都让化石能源持续享受渔翁之利。
化石燃料渔翁得利
在日本能源政策急转之初，由于全面关停核电站导致电力供不应求，该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度迅速飙升。在2014年的高峰期，该国发电量94%都来源于进口的化石燃料，为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最高，国内也纷纷掀起了修建煤电厂的热潮。虽然日本政府并不鼓励这种违反环保大势的行为，但由于电力供应不足，日圆走低又导致进口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家庭平均电费在2011年至2014年涨了15%，因此在各大电力公司纷纷启动因环保考量而搁置的建厂计划时，当局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等自民党2012年底重新上位后，核能与可再生能源角力又起，安倍政府2014年放弃零核策略，宣布核能仍是该国“最重要能源来源”，并在次年起部分重启核电厂，希望核电与可再生能源在2030年达到平分秋色的结果，各占总发电量22%左右，远低于欧洲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四成的目标。
但重启核能可谓举步维艰，由于日本民众反核呼声强大，加上不少地方政府也持保留态度，如今54座核反应堆只重启了9座，发电量不过占全国6%。而且各大电力公司为迎接核能复苏，继续优先考虑将火电和核电并入电网，导致原本突飞猛进的光伏装机增长速率有所放缓，例如九州电力公司2018年在重启四座核电站后，因为电力过剩就不得不开始限制接受第三方售卖的太阳能。
其结果就是，化石能源继续在日本占据绝对的主导，在该国尚未显著提高减排目标的2020年初，仍有22个煤电厂建设立项，引起许多环保团体猛批。虽然这些项目在菅义伟政府接连做出更多能源转型承诺后已全数中止，但化石燃料在3.11大地震后迎来的短暂春天，已经导致日本的能源转型进度远远落后于人，该国自然也在G7的退煤宣言中拖了后腿。
地缘政治的考量
另外，除了本国对化石燃料高度依赖导致G7退煤宣言力度打了折扣，日本作为对外投资和兴建煤电厂的大国，也对“在今年之前结束对外投资煤电”的禁令加设了一定的例外条款。虽然日本官方、多个财团以及该国牵头的亚洲开发银行从去年起陆续对投资煤电设置限制或者放弃融资，但日本官方显然还无意完全退出这个市场。
《卫报》指出，这是因为日本担心让出市场之后会让中国占领，而中国建造的煤电厂清洁度不比日本，会带来更多污染。不过，更主要的应还是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考量，因为从环保而言，中国的超临界燃煤发电（Ultra-supercritical）技术提高发电效率和降低碳排的水平已与日本水平相当。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猛的中心区域，2019年全球八成煤电发电量都集中在亚洲。其中印尼、越南、印度等国为保障高速发展，都对煤电厂仍有一定需求。若想从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中获利，拓展自身在该地区的政经影响力，实有需维持对这类项目的参与。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持续为各国煤电厂融资，而日本负责对外援助的国际协力银行（JBIC）等日本各大融资机构也在2010年至2019年间支持了亚洲多国建造21个大型煤电厂项目的原因。
因此，除了本国能源布局几经变动致使化石能源仍占据绝对主导后，对外输出煤电技术和融资建厂更直接关乎日本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自身政经影响力，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日本逆势而行，在G7的“退煤”宣言中屡加阻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