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暴雨式的山西煤改，导致投资急剧扩大、产能急剧上升，各大整合主体债台高筑，在煤炭市场逆转之后进退两难。高层期望的节约资源、遏制矿难，虽有收效，但未达预期。与此同时，一轮轮“运动式执法”，让基层政府的形象雪上加霜
过往繁华总被雨打风吹去。
山西省轰轰烈烈发动煤改后不久，煤炭市场忽然进入冰河期，迄今许多煤炭品种的价格比高峰期跌去了一半左右，产煤大省危机四伏。《财经》记者在山西省的调研显示，“煤改后遗症”正在凸显，使各大煤企雪上加霜。
在临汾，兼并重组完成后的煤企间出现大量三角债；在吕梁，为煤改投入巨资的煤企出现资金链断裂；在太原古交，央企陷入并购后的泥沼；在山西各地，由于利益分配难以均衡，村矿矛盾风起云涌
2013年8月，山西省政府紧急出台煤炭“救市20条”，其中包括暂停征收部分税费，着力解决煤炭企业金融信贷问题等多项措施。“救市20条”为此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重组整合遗留问题”。
回看2008年秋，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省长一声令下，“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参见本刊2010年第四期封面文章“沉重的煤改”)。转眼五年过去，彼时山西省设计的煤炭产业“5+2”格局，已经梦想成真。同煤集团、焦煤集团、潞安集团、阳煤集团、晋煤集团这五大山西煤炭集团，加上山西煤销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5+2”在数年间纵横捭阖，迅速壮大。其麾下的各个整合煤矿，均进行了大规模机械化改造，山西彻底告别小煤窑，进入“大矿时代”。
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吴永平曾对外界表示，煤改之后，全省煤炭产量增加，事故率明显降低，提高了技术化和机械化水平，退出的民间资本也在山西省政府的引导下，流向了高速公路建设、文化产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
但对这一结论，各方争议颇多。作为山西主要产业，煤炭交织着各级政府、国有煤企、私营煤矿主、矿区百姓等多方面的复杂利益。急风暴雨式的山西煤改，在提升煤矿生产率和安全性之后，亟待解决接下来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曾被持续坚挺的煤价掩盖，但当煤炭市场行情掉头向下时，诸多后遗症开始集中发作。
矿难国有化
山西煤改的整合主体是地方国企(后又引入了中央国企)，但因为整合主体企业资金短缺，山西诸多新煤矿采取了股份制，吸收大批原矿主参股，于是出现了大批“边建设、边生产”，或在技改区域组织生产的现象。
2012年夏，山西省煤监局忻州煤监站曾对忻州地方国企神达集团的15座矿井和同煤集团兼并的7座矿井股比结构进行了调查，发现22座新矿井中，国有独资的只有1座。随后，煤监局加大了对这些股份制煤矿的监管力度。
今年国庆长假前的9月28日，山西焦煤集团麾下的整合基建矿井发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搜救持续了十天，10人遇难。该矿井正是国有控股，其中山西焦煤占比51%，民营企业山西金晖集团占比49%。
紧接着的9月30日，江西省煤炭集团曲江煤矿又发生煤与瓦斯突出，11人遇难。两起矿难，迫使国务院办公厅在10月2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称“到2015年底全国关闭2000处以上小煤矿”。
自10月10日起，山西叫停了所有建设矿井(包括新建、兼并重组整合、持证改造等各类在建矿井)，进行全覆盖安全大整顿。
煤改后的山西，矿难已无法归咎于小煤窑，一个冰冷的现实正在呈现：国有大矿，日益成为非法违法生产的主体。
今年以来，山西已经发生多起矿难：1月7日，阳煤集团寺家庄煤业发生瓦斯爆炸，7人死亡；6月5日，山西离柳鑫瑞煤业发生井下运输事故，6人死亡；8月13日，潞安集团华亿五一煤业井下运送物资时，3名工人被砸死……
矿难国有化，已经成为山西煤改后的又一脸谱。
早在2010年6月，山西省煤监局曾组织13家媒体，开展“三晋安全行”采访活动。采访团最后得出结论：随着煤改深入，非法违法生产施工、隐患众多的主体，已从过去的中小民营煤矿，转为国有重点煤矿为主，并占到了75%以上，“如何对国有大煤矿进行有效监察，已成为各级安全监察部门的当务之急”。
更为尴尬的是，昔日瞒报事故不止的民营矿“恶习”，如今亦出现在各大国企身上。
在山西的矿区，始终活跃着一支靠挖掘瞒报事故、敲诈煤矿企业为生的“假记者”队伍。在这些署名“中国环保联盟”、“第一XX网”等的神秘人士努力下，各大国企的瞒报也桩桩见诸于互联网。
最近的几起，是山西煤销集团瞒报朔州石碣峪煤矿矿工苏力杰的井下死亡事故，阳煤集团瞒报堡子煤矿矿工王新民的死亡事故……
在2011年，山西有记者对网络曝光的一批国企瞒报矿难线索进行了统一调查，发现件件属实，数量触目惊心。而山西省政府公布的百万吨死亡率是0.083(今年前八个月)。
业内人士称，大国企虽能提供一流的设计和设备，但未必有一流的责任意识和治理水平。大国企也是企业，同样存在负责人考核，存在急功近利。
譬如民营煤矿曾被广受诟病的“超采”，国有大矿亦部分出现。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同煤集团麾下的塔山煤矿，核定产能1500万吨/年，今年的实际产量或将高达2500万吨。
实行煤改后，山西市县两级的安全监管部门并未摆脱监管重担。“5+2”整合主体中的“5”，因为全是煤炭生产经验丰富的省属国企，其整合的煤矿由安监部门的省级分支监管；而“2”，即以前没有生产经验的山西煤销集团和山煤集团，以及央企、地方整合主体、省外整合主体，均仍由地方政府监管。
这种局面和煤改时的设想并不一样。临汾市和吕梁市煤炭局的职工均称，“煤改后反而更加忙碌。”
政府信誉危机
山西煤改的主导者，是山西省政府。推进国企快速兼并中小型民营煤企，是山西煤改一以贯之的思路。
煤改支持者们认为，正是民营煤矿普遍存在的违法经营行为，阻碍了山西煤炭工业的发展。通过煤改整合，可以改善煤炭产业生态环境，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安全性的目的。
但《财经》记者的调研显示，无处不在的政府之手，使得山西煤炭企业深受盘剥之苦，这才是山西煤业乱象的重要原因。
黄金十年，煤价暴涨，山西一些煤矿多次转手。煤改中，大量小煤矿被指定的国企兼并，形成单一的买方市场，民营煤企几无谈判余地；而按照2006年山西省政府出台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下称《办法》)，以最初的资源价款为基数进行少量补偿，根本无法反映煤矿的公允市价。为此，煤老板强烈抵触，但又无可奈何。
山西官方一直宣称，煤改犹如壮士断腕。但黄金十年，山西省各级政府巧立名目，牟利其中，成为了最大受益者。十年中，官方多次表态要清理煤炭税费，但实际情况是越理越乱。
在山西，一吨煤从坑口到电厂、焦厂，要经历税、费、乱收费、基金等层层扒皮。吕梁市煤炭局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国家有关部门和山西各级政府征收的各类煤炭税费多达25种，占企业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
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财经》提供的报告显示，该公司2013年1月－4月，吨煤累计平均售价为320.21元，吨煤税费高达90.33元。该公司总经理刘荣亮介绍，华润电力在山西和江苏两省都有煤炭投资，但成本差异巨大，“吨煤成本差距在150元，原因是山西省税费沉重”。
晋、苏的差别，体现在“费”上。费是地方政府针对煤炭企业“因地制宜”设立的各种收费名目，大多无法无据。在山西，煤企除缴纳社会可持续发展基金、环境治理保证金等多项额外费用外，还需要支付移民搬迁和公益性支出，华润联盛在这方面的支出四年高达5.5亿元，“有些你不干，政府还逼着你干”。
煤兴则晋兴。山西煤炭工业产值占到全省工业产值70%以上，对全省财政收入的贡献占到75%。“如果不在煤炭上想办法，地方财政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一位山西电监办人士称。
山西省内针对煤炭的各项税费名目繁多，且征收随意性很大。吕梁市的煤企，从2011年开始缴纳民兵预备役费、支农金、环境检测等费用。这些费用为何征收，无人知道。一些煤企人士遍寻政府文件，未找到这些费用的出处，应是地方政府自行确定。
山西各级政府从煤炭产业中收取巨额税费后，却要求煤企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在山西，地方政府经常要求煤企免费修建学校、医院或高速公路等公共设施。目前，吕梁市和全国诸城一样，正在进行“新城建设”。当地政府甚至找到几个民营煤企，要求每家出10亿元“支持新城建设”。有现金流紧张的煤老板无奈询问：“这笔钱可否十年付清？”
此次煤市下行，山西各级政府财政亦大幅缩水。为了拯救煤企，山西出台“救市20条”，强调要清理涉煤税费项目，“对乱收费，乱摊派一律取消”。
早在2011年下半年，煤价高涨、电力企业入不敷出时，国家发改委就曾出台“压煤保电”政策，提出要通过清理不合理的煤炭税费，来降低煤价。但是，山西官方对此鲜有实际行动。
此轮救市，山西省政府提出，要立即暂停提取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两项基金。虽然该救市措施落实得很快，但晋辽矿业总工程师常宗杰表示这是“杯水车薪”，因为煤价降了700元，税费才减了40元。
“这只是暂停收取，一旦市场好转，山西这些税费马上又会恢复”，一些煤炭企业担心。
山西的煤改，还对山西煤销集团青睐有加。彼时，山西政府之所以将其列入整合主体，正是希望其转型为生产型企业，不再靠征收涉煤费金为生。但在煤改中，山西官方对其一直宽容有加，其收费绵绵无绝期。
多年来，山西煤销集团一直被山西煤企和物流企业投诉，但始终屹立不倒。《财经》记者的调研过程中，所到之处，无人不抱怨深受该公司盘剥之苦。
在山西，煤企如需通过公路向市内的用煤企业(如电厂)售煤，不能直接与电厂签订合同，即便双方已谈妥价格。煤矿和电厂必须分别与煤销集团签订合同，煤炭才能从煤矿运至电厂。而合同规定，煤销集团可以抽走吨煤5.5元的“经销差价”。之后，煤销集团会给煤矿发放准销票，运煤车才能上路通行。
如果煤炭出市、出省，则价格更高。但在此间，除了与双方签合同，煤销集团不提供任何增值服务。
煤销集团之所以能控制山西公路煤运体系，在于其拥有一个遍布省市县三级的庞大稽查体系。其在省内各地有69个煤炭交易大厅，在各级公路上设有329个各类检查站，其中包括在25个工厂门口设立的“企业电厂用煤管理站”。
“煤销集团每天派人三班倒驻扎在煤矿上，飞出去一只蚊子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柳林县一位煤企副总喟叹。通过天罗地网般的“硬件设施”，煤销集团强制他们和焦厂签订煤炭购销合同。
山西煤销集团这种权力，出自计划经济年代，但形成既得利益后就再也无法撼动。上世纪80年代，山西煤企规模小、煤价低、相互压价严重。彼时成立煤运公司(煤销集团前身)的目的，是统一经销，提高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