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国务院专题会议强调，要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进行化过剩、去产能、降成本。1月22日，国务院要求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2014年上半年，我们对钢铁、煤炭、建材、纺织四个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最后建议的第二条就是，“探索以钢铁、煤炭等竞争性行业为试点，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增强国有资本对市场信号的敏感性和灵活性”。现在看，我们的建议还是有一点价值。
钢铁、煤炭行业可能是今天中国经济中最困难的行业，过去我们观察到、预警过、建议过，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是行业形势的持续恶化并没有丝毫改变。我想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行业体制的运行惯性使然，或者也说明我们过去那些修修补补、小打小闹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这两个行业的原有运行轨迹。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过去，钢铁和煤炭都是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行业，特别是钢铁，曾经“以钢为纲”。正因如此，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行业形成了“三皇五帝十八罗汉”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煤炭行业也形成了若干重大基地的格局，当然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国有企业。这种局面的改变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所松动，民间资本终于可以进入这两个行业。现在，钢铁行业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大概是平分秋色，2014年中国最大500家企业中有50家钢铁企业，国有的有22家;煤炭行业则在过去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国有占比大幅提高，2014年中国最大500家企业中有22家煤炭企业，但只有1家是民营。这是这两个行业目前严峻局面的所有制背景。
这种所有制格局下，有一种现象出现了：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钢铁、煤炭价格大幅下降，这种情况下，民营钢铁、煤炭企业纷纷减产、转型或者挖潜改造甚至破产倒闭，而国有钢铁、煤炭企业则出现“价格越下滑、生产越扩大”的“以量抵价”行为。我们去山东一个煤矿调研，煤矿已经濒临枯竭，但仍然要开足马力生产，用来弥补煤炭价格下跌造成的销售额缺口。市场价格的调节机制可以说完全不起作用，它们对市场信号完全“不敏感”。这种行为具有典型性，也是这两个行业困境的微观基础。
国有钢铁、煤炭企业出现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现象其实不足为奇，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国有干部职工身份。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国有身份”的涵义，最后发现国有身份意味着国家对干部职工的“终身担保”和无限责任。2014年中国最大22家煤炭企业共有职工274万人，平均每个企业13万职工，职工规模最大五家企业的职工规模都在20万人以上，每个企业的干部职工及家属加起来上100万。最大几家钢铁企业的职工规模也都超过10万人。有了国有身份，国家就要对他们负责，干部职工一个不能辞退，否则可能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其结果就使国有企业出现了“生产刚性”，不管经营形势好坏，企业都要维持生产。2015年去河北最大的钢铁企业调研，除了每年接受安置退役军人、少量大学生，一律不进新人，只能靠自然淘汰，到点就退，而不能裁员。
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有钢铁、煤炭企业的“行为悖论”的体制根源，那就是干部管理体制。媒体曾经报道过，说山东某煤矿集团在册职工9万人，但里面多达82个处级单位，处级干部847名，俨然一个“小政府”。许多国有钢铁、煤炭企业，从一线采煤职工到公司高层，十数个层级，层层报批再批示;内部机构“叠床架屋”，冗员无数。对于国企干部而言，“行政级别”就意味着工资收入、政治待遇和地位，级别越高，收益越高，却和经营绩效关系不密切。
我计算了2014年中国最大50家钢铁企业、最大22家煤炭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发现50家钢铁大企业中只有12家的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22家煤炭大企业中只有4家超过1%，这意味着，相当多的企业资产回报率不如卖掉直接存银行吃利息。企业内存在大量低效无效资产，各种利益关系在其中纠葛。这种国有资产流失可能属于厉以宁说的那种“冰棍儿化了”情况，其流失规模或远超另外两种国有资产流失规模。中央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可是现在没有人去落实这个政策，主要就是担心混合所有制中万一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就完蛋了，比如2015年以市场价格出售给了民营企业，但万一到了2017年形势突然好转了，肯定会有人说“价格卖低了”，到时候谁来负责。所以宁愿不做，也不会犯错。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困境就在于此。
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还涉及到企业间重组问题。这也是个难题。四万亿时期，这两个行业的并购重组非常活跃，国有大企业收购频繁。现在行业不景气，商业银行也给“两高一资”行业发了“禁贷令”，搞了“一刀切”，好的坏的企业都贷不到款，并购重组无力开展。另一方面，合并重组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产能、产值、增加值、税收、政策负担的归属，甚至合并重组中的人事安排，一个解决不好，合并重组都不可能成功。钢铁行业的很多合并重组都搞成了“夹生饭”，名义上合并了，但还是分灶吃饭，各顾各家。
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最后怎么都绕不开破产问题。破产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破产对于当任国企领导人、地方政府领导来说，是有政治风险的。比如南方有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是晚清时期建立的，历经晚清、北洋、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五个阶段，也是百年企业，可是现在按资产负债率算的话，可能早已经资不抵债了，但是没有一任政府官员敢于让它破产到自己任内，那是要挨骂名的，也可能要承担政治风险，所以能拖就拖，能救就救，根本没有破产清算这一选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实际利益，许多省、市、县以钢铁、煤炭为支柱产业，产业结构十分单一，一业独大，一企独大，关门破产了，整个县、市的经济就塌了。这当然是“荷兰病”的体现，但是怎么克服，短时间内无解。
钢铁、煤炭行业的严重问题，其实已经病入膏肓。当然这个病不是一天得的，而是最少十几年、最多则达数十年的时间形成的，所以也别想靠喊一喊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和口号就能“立竿见影”祛病。这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道理。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涵义是治本，主要着眼中长期，需求侧改革的根本涵义是治标，主要着眼短期;要标、本兼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都要用，还要用好、用准，处理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这当然难度很大，对相关政府部门是个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