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一派繁忙景象，第二届洁净能源高端论坛、煤/甲醇制烯烃产业高端论坛、洁净能源知识产权联盟年会等多个会议在该所举行，折射出行业发展新动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甲醇制烯烃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中民，长期从事应用催化研究，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合作完成了多项创新成果并实现产业化，其中包括世界首次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性试验及首次工业化，世界首套10万吨/年煤基乙醇工业示范项目等，让我国在能源低碳催化、新兴煤制大宗化学品和清洁燃料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论坛间隙，刘中民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洁净能源和现代煤化工的焦点问题。
16亿元实施洁净能源战略先导专项
记者：据了解，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正在牵头筹建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并于近期正式启动了“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这些举措对于能源领域有何意义？
刘中民： 创新研究院是要探索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促进创新和重大成果的产生，先导专项是重要的平台和抓手，没有这些战略性项目为载体，体制机制探索会非常困难甚至虚化。
今年4月正式实施的洁净能源先导专项，总经费16亿元，实行“可进可出、滚动式发展”的新机制，技术路线不仅注重现阶段多种能源的互补融合，更兼顾了我国能源发展从高碳向低碳直至无碳过渡中的技术需求，希望为构建我国互补融合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新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记者：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筹建工作是否顺利？
刘中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由大连化物所牵头，联合中科院内12个能源领域研究所具体实施，是一种新模式，要先行探索以国家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去做大事，在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站在国家资源和发展态势上做研究，计划2019年建成，实现良性运行。
一个例子是大连化物所与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融合发展，虽有挑战，但很快就统一了规章制度和联合决策机制，融合一年后的两所服务区域企业正在转型升级。现在，全国的科研单位和大学普遍面临难以合作的共性问题，如果不在组织方式上做出改变，很难集中力量攻克重大难题，之所以现在分类改革，也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努力。
现代煤化工进入突破期
记者：您带领团队完成了世界首次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性试验及首次工业化，后来又主导研发了新一代甲醇制烯烃技术，该技术在哪些项目中得到应用？
刘中民：甲醇制烯烃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真正成功并被大型工业化应用验证的现代煤化工技术。目前在全国许可了24套工业装置，可以生产1400万吨烯烃。目前投产了12套，产值在每年700亿元左右，还在继续推广。
记者：“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煤化工产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中民：煤化工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初步示范，“十二五”期间扩大示范规模，“十三五”期间将迎来新一轮技术再发展。
目前，煤化工单个产品就可以形成上千亿元的产值，煤制油可以达到几千亿元、煤制烯烃一两千亿元、煤制乙二醇一千亿元、煤制乙醇两三千亿元没问题，加起来可以论万亿。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国技术“局部领先、空间很大”。
中国石化联合会刚公布一组煤化工的应用数据，煤制油产能960万吨、煤制烯烃产能接近1000万吨占了全国的1/3，煤制乙二醇680万吨，煤制油两条路线，直接加氢液化和通过合成气间接液化都已经实现了高负荷运行，这些技术都是在中国从无到有并完成工业示范和规模化生产。
我认为最近煤化工的发展到了突破期，比如包信和院士带领团队在研究一氧化碳和甲醇耦合反应直接制芳烃，这是化学领域“圣杯”式的研究课题。
记者：在您看来，我国煤化工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刘中民：煤化工最大的难题是清洁化利用。原料中越高的氢含量意味着越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中，天然气氢含量最高，煤炭含氢最少。我国国内面临环保压力，又签署了《巴黎协定》，如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发展、减排和环境的平衡，需要在国际大格局下思考。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煤化工论煤化工。在战略层面，国家早就在煤化工领域进行了布局，现代煤化工要进一步提高效率，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通过储能和氢两个平台，实现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融合。
顶层设计亟需突破局部利益
记者：有人认为我国煤化工行业的发展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中民：国际上有两件大事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美国的页岩气发展，引发了美国新一轮能源革命，从进口天然气国家变为出口天然气国家。一是我国的煤化工发展，是在国际贸易上，能够引起能源供求关系变革性变化的重要变量。因此，国际上对我国煤化工发展高度关注。
煤化工的发展一直在争议中前行，技术的先进性最终要算经济账，要经得起市场检验。立足国情做有特色的事，最终一定能满足国家需求、解决大问题。
记者：我国科技发展正处于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我国洁净能源领域是否具有优势？
刘中民：受制于资源禀赋，我国能源领域在资源方面几无优势，总体上来看，甚至受制于别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能源安全问题，中美合作和竞争此消彼长，是一个长线问题，当务之急是扩大和保障石油、天然气进口来源。长远看需要做出战略安排。
记者：针对这一状况，您有何具体建议？
刘中民：总的来说就是需要突破局部利益，加强顶层设计。
首先是政策引导。以煤制油为例，作为国家战略储备技术，关键时刻要顶住，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并没有获得政策补贴或者免税等支持。现在投资煤制油的企业，投入的资金数目惊人，只能以其他业务平衡这笔支出，这不利于社会资本进入带动产业加速突破创新。因此，我认为需要有国家政策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其次是加强战略研究，现在国际上有很多颇具影响力的能源智库，我国还很缺乏。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创新科学方法，包括利用大数据调用和积累基础数据建模，让国家智库真正发挥作用。
总的来讲，顶层设计有了，实施国家重大项目工程的理念和思路就不一样，效果也就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