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一是总体规模在全球前列。截至2019 年，我国煤制油产能921 万t/a，煤制烯烃产能1 362 万t/a，煤制乙二醇产能为478 万t/a，煤制气产能为51.05 亿m3/a。二是示范或生产装置运行水平不断提高。采用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建成的400 万t/a 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示范项目和数十套50 万~60 万t / a 煤制烯烃(MTO) 项目实现了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物耗、能耗、水耗和“三废”排放量不断降低，产品差异化水平有所提升。三是相当一部分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具体来说，大型煤气化技术已经处于国际水平，高温费托合成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煤制烯烃、煤制芳烃、低温费托合成、煤制乙二醇、煤油共炼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煤直接液化、粉煤中低温热解及焦油轻质化技术属于国际首创。但是，现代煤化工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一是产业发展战略定位不明确。煤炭是我国能源自给的主力，社会对现代煤化工与绿色高端化工可以实现清洁高效、部分替代石油化工缺乏认知，进而出现的“去煤化”与“闻化色变”，使我国煤化工的战略定位一直未清晰明确，从而导致政策的多变和企业如坐“过山车”般的感觉。

二是内在不足影响产业竞争力水平。煤化工本身的能源利用与资源转化效率偏低，由“三废”特别是煤化工废水引起的环保问题突出;由于现代煤化工工艺中调氢(变换) 反应的不可缺失，耗水与碳排放较多;由于初级产品多，精细化、差异化、专用化下游产品开发不足，产业比较优势不明显、竞争力不强;由于技术集成度和生产管理水平上的差距，产品成本偏高，整体效能有待提高等。

三是外部环境制约产业发展。石油价格与供应、产品产能与市场、资源配置与税收、信贷融资与回报、环境容量与用水、温室气体与减排等都是影响我国煤化工发展的外部因素。某些时期和某些区域，这些因素单一或叠加不仅严重制约着煤化工的健康发展，而且大大降低了已形成产业的经济抗风险能力。

能源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当前，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秩序和经济活动的巨大冲击，地缘政治深刻变化，能源安全保障压力增大，我国发展现代煤化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四五”要按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要求，为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复苏我国经济提供坚强能源体系保障。现代煤化工作为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总体指引，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基本要求作为“十四五”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的基本遵循，为此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关于清洁发展，一方面要积极发展高效污染物脱除技术、多污染物协同控治技术、废水近零排放技术以及“三废”资源化利用技术，依托示范工程尽快实现产业化;同时，也要立足大气环境、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容量，科学布局煤基能源化工产业。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煤基能源化工清洁生产标准与相关环保政策，完善项目审批、全过程监管以及后评价的清洁生产管理体系，明确监督职责，形成问责制度，引导和调控煤基能源化工产业清洁化发展。

关于低碳发展，要明确煤基能源化工减碳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煤基能源化工过程中副产高浓度CO2的优势积极探索CCUS 技术，超前部署高效CCS以及CO2 驱油、CO2 制烯烃等CCUS 技术的前沿性研发，拓展CO2资源化利用途径;另一方面又不能“投鼠忌器”，无视煤基能源化工高碳工业的工艺属性，阻抑煤基能源化工的科学发展，要通过颠覆性技术突破源头减排和节能提效的瓶颈，弱化煤基能源化工的高碳性。

关于安全发展，政府应明确煤基能源化工作为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的压舱石的战略意义与产业定位，切实将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作为能源转型发展的立足点和首要任务。此外，要主导制定煤基能源化工发展规划政策，引导颠覆性工艺技术创新，有序推进煤基能源化工逐步实现升级示范、适度商业化与全面产业化;制定相关保障性经济、金融政策以提高实施企业的经济性与竞争力，形成一定规模的油气能源替代能力，为现代煤化工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外部环境。

关于高效发展，应积极开展合成气直接制烯烃/芳烃、煤热解气化一体化等高效煤基能源化工技术的研发以及工业化应用，实现节能降耗的突破性进展;大力推进煤基能源化工与电力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生产高端化、特色化、高值化化学品，提升经济效益与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深挖管理节能潜力，重点推广低位热能利用技术等一系列节能、节煤、节水技术，优化过程工艺，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