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500亿浙江资金在山西整顿小煤矿运动中的处境，外表儒雅的退休官员金松难言轻松。
这位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长表示，浙江投资者大多背负着“金字塔”式的融资模式，一旦其煤矿“被国有化”，将可能面临一系列后续问题。
为此，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近日向有关部门上书《关于在兼并重组活动中切实维护浙商煤矿企业合法权益的紧急报告》，呼吁上级政府出面协调山西省对民营煤矿资本“一刀切”的做法，保护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
同时，浙江律师协会副会长何延法等6名律师公开表示，在山西煤矿“国有化”运动中，如果浙江投资者有需要，他们愿组成法律团前往山西给予法律支持。
前后历经两波整顿
山西整顿小煤矿，浙企受伤，已不是第一次。
2000年前后，温商携带巨资涌入山西，大举租赁承包及参股收购中小煤矿。这是浙商较大规模到省外投资矿业的第一波。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浙商拥有山西省中小煤矿采矿权中煤炭储量的65-75%。但2005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山西省取缔了关闭非法违法煤矿1304处，停产整顿了1510个矿井。
金松透露，2005年底浙江省出动分管副省长与山西省政府协调，但实际挽回经济损失很有限。
其后，随着矿业集中整治告一段落，浙江资本掀起了第二波炒矿热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潘圣明称，截至去年底已有1000余家浙资企业投资矿产开发，投资总额在5000亿元之上。
然而2006年以来山西矿难事故频发，国务院相继更换了两任山西省长。去年9月，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调赴山西省代省长。
今年初，《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全力推进山西煤炭产业整合：到2011年，山西全省煤炭矿井总数由2598座减少到1000座，到2015年减到800座，保留矿井要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煤矿职工要全部培训到位。
“当时我就劝说大家赶紧收手，可是根本没人听。”金松叹息道。
浙商煤矿隐形产权之殇
9月21日，山西宁武的温州煤矿投资商李松权与汾西矿业集团签订《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 这意味着，李松权将彻底离开曾经拥有的小煤矿。
李松权的“靖鑫煤矿”位于宁武县圪嵺乡，这个总投资上亿元的矿井共有7位股东，而7名股东背后却有203位亲戚朋友的投资。
“没有赔偿条款，没有具体补偿金额。”李松权说。早年间，他在山西等地经营煤矿电器设备生意，由此窥见了矿井下的诱惑。
他算了一笔账，山西当地每吨原煤缴纳的税费约为200元，其中税收80元、矿山资源费120元。而在开采成本上，大型国企约需380元以上，民营煤矿为80元。两相比较，温州投资者都明白一旦将自己煤矿作价入股大型国企，其后果将会如何。
李松权说，在他做电器生意的时候，卖给国有企业的电器成本价在10元左右，至少要卖到100元以上才有钱赚，“因为中间的隐性费用比较大，这样无形中增加了国有企业运行的成本”。
金松亦坦陈，“部分浙商的确有不规范操作”。比如与村镇合作“集体挂名、个人经营”开矿的，较大一部分既不是股权，又不是债权，一旦煤矿被兼并或重组，其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更有人戏谑称，表面上那些煤老板是通过两三千万或者3亿5亿拍来的煤矿，实际上其隐性费用远远超过这个数，难怪他们不肯卖了。
然而颇诡异的是，据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不完全统计，目前95%的浙籍投资者均“自愿”与当地政府签订兼并协议。
山西引导煤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这次煤炭国有化运动，搅动起了各方敏感的神经。
以山西北部小县宁武为例，当地63座小煤矿，就有22座是温州人投资的，总投资额超过20亿。同时，还带来了许多温州人到当地开起了饭店酒楼等。但随着小煤矿的关闭，温州人正在逃离这个人口10多万的老城。
并非所有浙资都选择离开。金松透露，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的核心企业现已投资100亿元兴建一处占地800多亩的物流园区，将建立遍布全省的物流网络和商业零售网络，打造山西现代物流龙头企业。
他表示，为了缓解山西整体经济下滑和对小煤矿大面积关停之间的矛盾，使已经在山西的资本不出现大规模外撤，山西省政府加大了开放投资项目的力度。
据山西省发改委网站最新通报显示，2009年-2010年政府重点调控的6500亿元投资项目要向民间开放。山西省政府称，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从煤焦领域向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公交、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并明确提出，民间资本投资将得到土地供应、财政扶持、税费优惠等九方面的政策鼓励。
而对于遍布全国的300万浙商和数千亿浙资，浙江政府同样寄予厚望。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姚先国透露，去年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引进内资工作领导办公室”，负责统筹引进内资工作，其中就包括吸引浙商回归的相关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