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每到冬季，不少地区都会出现雾霾天气。2015年末，京津冀地区还多次拉响雾霾红色预警，甚至连此前雾霾很少光顾的西安、郑州、南京等地也一度被雾霾笼罩。
虽然有关雾霾的成因众说纷纭，但“燃煤、机动车尾气、工业排放、不利气象条件是雾霾形成的四大诱因”这一结论已经基本被各方认可并接受。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导致雾霾的四大诱因中，燃煤中的散烧煤是当前治霾必须要啃的硬骨头。
其一，我国石油炼制和汽车制造行业集中度较高，且多为大中型企业，只要政府出台严格的法规标准并监督执行，加快油品升级和机动车的清洁化、轻量化进程，加快城市轨道交通与公交服务系统建设，管控好汽车增长速度，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则机动车尾气对雾霾的“贡献”率不仅可控且可以持续下降。
其二，发电、钢铁、焦化、石化、化工、建材、冶金等工业企业的排放与污染，只要政府加快产业优化调整、淘汰落后产能、推广使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就可明显缓解，同样无法长期为患。
其三，不利气象条件(指冬季地面气压较低，空气流速缓慢，导致空气中的污染物难以及时扩散、微粒大量聚集)，只是雾霾形成的外部条件，绝非雾霾形成的主因。只要我们将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空气自净化能力范围内，消除雾霾形成的内因，它便很难兴风作浪。
这样的梳理和推敲后不难发现，虽然中国雾霾的成因比较复杂，但燃煤中的散烧煤无疑对雾霾形成的贡献最大。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洛杉矶、德国鲁尔等地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最终证明与这些地区大量、无序使用煤炭有着直接关系。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取暖用煤骤增，雾霾天气频现，也用事实佐证了上述推断。
那么，燃煤对雾霾的贡献主要有哪些呢?众多机构研究表明：煤不完全燃烧或未经处理大量排放的微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是雾霾形成的三大核心元素。也就是说，不清洁高效且无序地使用煤炭，对雾霾形成的贡献率最大。
问题是，何为不清洁高效且无序地使用煤炭呢?以2015年为例，在中国约36.5亿吨煤炭消费总量中，电力用煤占47%，钢铁用煤占16.4%，建材用煤占13.6%，化工用煤占6.5%，其余16.5%为散烧煤(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中小型工业锅炉或工业窑炉用煤的总称)。
由于电力行业基本完成了脱硫脱硝改造，正在稳步实施超低排放计划，行业清洁生产水平近几年大幅提升，正在向煤炭清洁高效使用靠近;煤化工虽然用煤量持续增加，但随着大型现代气化炉的普及和技术进步，以及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的实施，该行业的脱硫、脱硝和除尘率不仅走在了其他工业行业的前列，而且基本实现了对硫、尘的回收与资源化利用，成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行者;至于钢铁、建材行业，一方面，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和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以及相关环保设施的完善与运行，其单位产品排放量正在减少，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我国钢铁、建材两大行业的规模已经开始持续萎缩，对煤炭的需求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将持续减弱。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上述几大煤炭消费领域均属大工业生产，有利于政府管控和采取防治措施。因此，其高速发展阶段引发的排放与污染虽然可能较为严重，但治理起来却相对得心应手甚至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点，“APEC蓝”和“奥运蓝”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也就是说，占我国煤炭消费总量80%以上的电力、钢铁、建材、化工四大行业，虽然曾经或短期看对雾霾的贡献较大，但长远看很难担当雾霾加剧和发展的祸首。至少，把不清洁高效且无序使用煤炭的帽子扣在这几大行业头上是不合适的。
但散烧煤显然是个例外。由于其量大、面广、分散消费、低空直排，加之供需市场混乱，各级政府对该领域疏于监管，导致其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属典型的不清洁高效且无序地使用煤炭。2013年，国家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曾对京津冀地区进行专项督查，发现3地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煤量约4224万吨，仅占3地煤炭总消耗的11%。但其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却分别占3地同期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23.2%、15.2%和4.4%。
有关机构的研究亦表明，由于没有系统的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农村生活用煤的污染物排放强度通常是火电厂的20-50倍。
作为散烧煤消费主力的中小型工业锅炉(含窑炉)的燃煤污染同样惊人。据了解，目前我国仍在运行的约47万台中小型工业锅炉(含窑炉)耗煤量约4.5亿-5亿吨，仅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12%左右。但其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却分别占到全国用煤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44.8%和36.7%。
由此可见，治霾固然应控制煤炭消耗总量，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机动车尾气和工业生产排放，但当务之急是管控好散烧煤。只有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并对症下药，才有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政府和媒体要把散烧煤的危害性客观真实地告知民众，引起全社会对散烧煤危害的重视，消除管理、监督与认知盲区。
第二，要尽快制定散烧煤清洁质量标准，严格散烧煤市场准入，从源头上控制达不到清洁质量要求的劣质煤进入散烧煤市场。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北京出台了《低硫散煤及制品》，对散烧煤的灰分、挥发分、发热量和全硫做了限制和要求。受散烧煤污染较重的天津市与河北省，虽然分别出台了《固硫型煤》《洁净配煤》和《洁净型煤》地方标准，但均只适用于洁净煤加工，对农村散烧原煤煤质并未做出具体要求，全国更无统一且严格的散烧煤清洁质量标准。标准的缺失，使得农村散烧煤质量参差不齐，一些高硫、高灰、高挥发分劣质煤，凭借低价优势，便能顺利地进入散烧煤市场，在消费者燃烧直排过程中对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和影响。
第三，要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使用无烟块煤、兰炭、型焦和固硫型煤等清洁环保炭素材料。由于我国无烟块煤稀缺，兰炭、型焦和固硫型煤均通过特殊的工艺方法对原煤进行了洗选、脱硫、脱氮、去挥发分加工，使其成本和价格较劣质原煤高出数倍。若没有政策扶持和倾斜，很难与劣质原煤竞争。因此，近几年，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不少地区，为推广这种清洁燃料，分别给予用户400-650元/吨不等的补贴，收到了较好效果。希望全国其他省市区，尤其散烧煤用量大、大气质量差、雾霾频现或有加剧趋势的地区，参照上述地区的成功做法，并不断总结和完善，制定符合当地实际、可操作性强的清洁煤补贴政策，使洁净的无烟块煤、兰炭、型焦和固硫型煤得到推广应用，将对环境影响巨大的劣质原煤挤出散烧煤市场。
第四，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销售和使用劣质煤的企业和用户。尤其要从严、从重查处一边领取优质清洁散烧煤补贴，一边偷偷购买使用廉价但硫含量及挥发分含量高、污染重劣质原煤的消费者，借助经济与法律的震慑作用，使少数不良消费者不敢违规使用劣质原煤。
第五，要用铁腕手段淘汰能耗高、排放多、污染重、热效率低下的链条式锅炉和工业窑炉。有条件的地区应加快煤改气进程;条件不足的地区，应以高效煤粉锅炉替代传统的链条锅炉。根据国家能源局西北能源监管局发布的《煤粉高效燃烧技术发展情况调研报告》，若全国工业锅炉(窑炉)全部改造为高效煤粉锅炉，每年可节约2.5亿吨标煤，减排烟尘372万吨，减排二氧化硫410万吨，减排氮氧化物400万吨。
第六，要加快集中供热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于集中供热项目要么以天然气为燃料，要么采用了高效煤粉锅炉技术，其热效率远高于居民分散取暖锅炉。如果在政策倾斜和政府支持下，尽快在城乡结合部、居民集中区、工业集中区、商业集中区，乃至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推行集中供热，不仅能极大改善上述地区人民生活条件，也将显著减少散烧煤用量和因此引发的污染物高强度排放与治理难题。
最后，要特别重视群众环保知识的普及和提升环保意识等方面的宣传、引导与教育工作，走出环境治理和治霾政府热民众冷的怪圈。
一方面，应通过扎实细致的研究，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和详实可信的数据，由权威部门统一发布雾霾形成的原因和机理，防止数据和结论相互打架而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与民众因无可适从引发的猜测、抵触与抱怨。
另一方面，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与知识普及，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白：雾霾的形成，不仅与工业生产、发电和机动车排放有关，更与每个人不文明、不环保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息息相关。只有政府、民众乃至全社会都自觉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约束自己的行为，治霾才能取得最终成功，每个人才能享受那原本属于自己的碧水蓝天、清新空气。
只要我们找准了雾霾形成的根源，上下一心采取有效措施，相信目前令大家谈之色变、让西方国家耗时30多年才治愈的雾霾，中国可能仅需20年甚至更短时间即可根除。
作者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